笔者认为，侯坤、侯建民这个案例，应算是“文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双重研讨价值。

所说“双重研讨价值”，一是说其作为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父子同天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杀人“罪行”，发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杀及所逼其自杀者，均为自己家人。

其时正是当局搞的“清队”运动大规模开展之际。所谓“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各地开展运动后，搞得极为惨烈，极为恐怖。全囯许多知名人士，获是在这场“清队运动”中自杀身亡的，甚至夫妻自杀，全家自杀。

査出身资本家的侯坤，是迫于“清队”运动的恐惧，况且，又被抄出“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的“罪证”，不惜让全家人集体赴死的。

此案由此也成为了研究“清队”运动中，被清对象决心“自我寻死”，作为全家人最后“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资本家，也算有知有识阶层，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和意识。

其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暴力，却躲不过其后的“清队”。当然，更躲不过再其后的“一打三反”。显然，侯氏父子，在杀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杀)之后，其两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种因素影响，父子两人未及自杀，或相互杀死，以致被捕。但在狱中足足关押了近两年，才被当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来同时处决。

笔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权势人物批注过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简介”之后，黑笔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红笔划了“√”记号，表明为被处决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与遇罗克、顾文选等人一起被当局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马正秀：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庆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艾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赵光远在1940年代是他当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听过艾芜在“社会大学”讲文学课，并在重庆《大公报》上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上发表过散文。1950年代初赵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剧编辑室任编辑。1960年代初，赵曾担任过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剧作家孟超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反对打倒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正拟拉开帷幕时，其与遇罗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单。该《通知》对马正秀的介绍如下：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三十八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这份名单上的20人，都是当局内定的“处决犯”，《通知》发出后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罗克一人因故暂时“刀下留人”外，马正秀随18人一起被处决。

从《通知》上的文字介绍看，马正秀的亲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已于一年前的“清队”运动中，在所谓“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于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马正秀被捕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遭到审查拘押。不堪压力，从四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如今作为妻子的马正秀，又惨遭处决。由此，笔者认为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也不知赵、马夫妇有无子女?马正秀被处决后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芜“文革”后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深情缅怀追忆这对年轻的“文革遇难者”，感叹他们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马正秀一案于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庆市与北京市公安局在重庆殡仪馆联合举行马正秀追悼会，为其彻底平反。

著名诗人屠岸，曾是马正秀丈夫赵光远的同事和好友，两家有10余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末发表长诗《迟到的颂歌》，这首68行的长诗，全诗就是献给马正秀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鲁诺、张志新式的女英雄，让我用歌声伴你到永久，马正秀!”

笔者拙作《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其中就谈及马正秀及丈夫赵光远。该文后来被有些人的博客转载，并有网友留言。其中，有位网友留言说：

博主提到的赵光远我见过。文革前两年我刚上小学，放寒暑假时经常随家长到出版社去。当时象我一样情况的小孩有几个，大人在办公室工作，小孩们就在楼道里玩，或者跑到楼下大院里去捉迷藏。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赵光远的女儿，她比我小一两岁，很会讲话，胆子也比一般小姑娘大。我对她爸爸印象较深，个子不是很高，眼睛亮亮的，有些谢顶，面脥骨微突，讲一口南方话。文革后某一天听父母讲赵光远跳楼自杀了，也听说他妻子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而他们的女儿[忘了名子]后来据说是被她姑姑接走。今天才知道马正秀的名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工体遇罗克等人的宣判会我也在场，目睹了那最后的一刻，当巨大的灾难降临时他们挺身面对，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很荣幸能为此补充，这也是对他们真诚的纪念。

“大镇反”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处决

应当说，共和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灭门处决”，发生在1950年初的上海市。笔者在关注“文革”的同时，也在关注共和国的历次“镇反”运动这个课题(其中包括“文革镇反”)，力尽所能收集相关资料。其中就收集有这次“灭门处决”的资料。

这次“灭门处决”，被处决者是父陈小毛、母张金庭及其子陈磊一家两代三口。时间是1951年4月30日，地点是上海市郊某刑场。

临刑前的照片显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缚双手，从左到右跪成一排，头顶上高插着特大的写着其“罪名”的“死刑标”。当局给出的罪名分别是：父陈小毛，“特务、汉奸、恶霸”;妻张金庭，“特务帮凶”;子陈磊，“特务、汉奸”。(见《上海公安画报》第2期)

其实，这陈家两代三口，仅是当天全上海被处决的285“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资料说上海市当天处决数为294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将被判处死刑的285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前两天的4月27日深夜12时(实为28日凌晨)，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上海当局出动3.5万名军警、干部，及工农、学生组成4,445个行动小组，实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数不详)。两天后即有这次“大处决”。从被捕到处决，其间仅两天(有的甚至不到两天)，可见未经认真证据收集及审判，几乎是即捕即杀。

“二战”后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时期，一个城市一天处决285人(或294人)，不知是否是创造了一个方子奋先生所说的“中国之最”，或者说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国的“处决纪录”是一个月前的3月5日，北京市处决199人。3月29日，天津市处决193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3页、94页)。“上海纪录”出来后，北京市又于5月20日至22日，三天分批处决221人。不过，仍未能赶超“上海纪录”。

关于上海“镇反”成果，资料显示，仅高潮期“自1950年10月中央下达‘双十指示’至1951年10月，一年间，(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决死刑2546名”。(以上见山西《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

大概为了显示“镇反”对社会的震摄力，在死刑执行前几分钟，将这一家三口单独跪成一排，给照了一张照片，而且是“特写镜头”。然后发表在《上海公安画报》上，对社会公布。

笔者曾多次审视这张照片。惊奇发现，被即将处决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当平静沉稳。既没有通常所见临死前的激烈挣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没有被吓得半死，缩成一团。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里。尤其是父亲陈小毛，那脸色之平静，超乎想象。只有妻子张金庭神色阴郁，多少有点怒目而视的样子(也许她平时就是这神情)。儿子陈磊大概20多岁，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当时的“干部服”(可能被捕时即如此装束)。一家三口平静沉稳接受处决来临，大概是以为全家人命中注定该“遭此一劫”，应当坦然面对。

最后，还须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历代的“灭门”，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人民共和国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

审视从“大镇反”到“文革”时期的这种“灭门处决”，当局的意图是清楚的，就是给全社会和民众造成震摄及恐惧感。它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敢杀你全家!

笔者在《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一直被当局尘封了几十年的一桩史事，毛泽东批“一打三反”中的周恩来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其实，从“大镇反”和“文革”对所谓“反革命”的各类处决事实来看，自他本人为首建立政权，一直以来，到“文革”时期，实在都是“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借助范围和强度更大的“劳改”和“劳教”)。

2010年12月18日于自贡危楼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