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刊日前披露，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于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提出要求。港媒援引消息人士爆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1月6日便要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最高层不为所动，其要求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有媒体质疑这些爆料或涉权斗激烈。

港媒《明报》17日刊出署名钟仕的评论文章，引用未具名的“京城消息人士”和，近来因武汉肺炎疫情扩散而备受指责的中国疾控中心，其实早在1月初就向中央部门通报，但在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的情况下，这些专家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

中共党刊《求是》15日刊载的谈话全文显示，习近平3日在会议中表示，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他的讲话证实，他最晚在1月7日前已知悉疫情。

这是外界目前得知，习近平对武汉肺炎作出相关谈话的最早时间。但当时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对这场会议的报导，并没有提到疫情防控指示。

《明报》引述消息说，其实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中共高层只是要求注意防范，但同时又说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新年节日气氛。

消息人士还说，武汉肺炎疫情于去年12月底传出，当时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并在1月初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便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二级应急响应。

港媒评论文章说，在领导人轻描谈写的指示下，湖北及武汉当局对肺炎一事并未足够重视。

及至发生人传人病例后，湖北“两会”照开，武汉也举行盛大的万家宴等聚会。消息人士指，在中央及地方均未高度重视疫情下，高福在内的专家便采取包括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方式预警。

消息人士说，1月20日，钟南山首次证实武汉肺炎病毒会人传人。这也是钟南山与高福等专家深入交流的结果。

对此，法广提出质疑：港媒用京城匿名消息指习近平1月7日知情武汉肺疫但指示不要影响过年敢打脸显内斗激烈还是促罪己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从2019年12月29日到2020年1月10日前往武汉实地考察调研，但当时他对国内宣称武汉肺炎可控可防，没有迹象会表明人传人。

不过高福在1月22日投稿、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的论文中表示，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中国学者王立铭1月30日晚间在微博对此进行痛批，指当局“有意地隐瞒”实情近三周。

在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换人之后，中国微信一度曾疯传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中纪委双规等消息。但据《中国科学报》报导说，高福回应指，他现在正在接待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世卫组织专家，研讨、沟通武汉肺炎的防治工作。

习近平与下级官员互相“甩锅”

中共中央高层究竟何时知道武汉肺炎的真实情况、以及应对态度为何，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焦点。在“求是”刊出习近平1月7日会议讲话全文之前，外界透过官媒看到的是：直到1月20日，习近平当天才针对疫情表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但习却不忘强调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封城，但当天的央视新闻连播头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只字未提武汉人民与疫情状况。团拜会上仍是一片和乐的欢庆景象。

迟至2月10日，习近平才首度戴上口罩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天他赴北京调研指导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至2月15日，中共党刊突然曝光习近平早在1月7日便已知武汉肺炎疫情，并对疫情作详细“批示”。这一细节的内情也引发猜测。

据港媒《苹果日报》15日报导引述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共党刊公开习近平“早已知道武汉疫情并作重要批示”，如果不是单为抬高习、显示习多么英明神勇，为习“贴金”，以及为自己卸责，就是有问罪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之意，大有陕西秦岭别墅事件翻版之意味。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晚受访时称，疫情“披露不及时”是因为没有获得授权。而日前出版的武汉官网《汉网》更发表了一篇替他叫冤的文章，称周先旺早在12月已经把相关情况上报，专家组也到武汉调研，并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法广评论说，周先旺如此大胆，大约知道自己已经是煮熟的鸭子，无处可逃，与其乖乖的当替罪羊，不如先把中南海早知道武汉疫情这件事捅出去。至少，北京罢免他，或许还要向他问罪的时候，他已告诉世人，他所做的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周先旺这一招比较狠。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分析，熟悉中共政治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人都明白，哪怕上级错得离谱，下级也是“奴才该死，臣罪当诛”。如果不是背后有人撑腰，借地方当局几个胆子，也不敢公开“甩锅”给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