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开始的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武汉肺炎）势头凶猛，至25日官方数据已超过1200个确诊病例，从疫情萌发到全城戒备时隔一个多月，中共政府的处理速度及隐瞒问题引发争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是否有能力打赢这个看不见的敌人？

疏理报导发现，从12月8日确诊第一例“武汉肺炎”，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超过一个月时间的关键转折点是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指示，之后是病例激增，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封城、进入所谓战时状态。但病毒已随人流蔓延全国和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共卫健委25日通报，截至1月24日24时，收到29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87例，其中重症237例，死亡41例（湖北省39例、河北省1例、黑龙江1例）。2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1965例。

在中国大陆之外，通报确诊病例：香港5例，澳门2例，台湾3例，泰国4例，日本2例，韩国2例，美国2例，越南2例，新加坡3例，尼泊尔1例，法国2例。

在疫情当前之际，上周末，武汉政府还有召集过万家庭举办“万家宴”庆祝新年。地方官员的迟钝和无为引发群众愤怒和专家批评。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集权专断在来势汹汹的病毒前失灵。

《华尔街日报》报导援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Jude Blanchette表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令官员只敢观望：“武汉政府官员的应对缓慢迟疑，他们在等待中央表态后再采取行动。”

知情人说，当地官员们仍过于乐观，认为疫情会得到控制，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其他优先事项上，包括当地的中共年度会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资深制作人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发文指出，从下到上的信息过滤、官僚主义的不作为和习惯性掩盖都耽搁了防治时机，习近平真是“天高皇帝远”。

文章指出，有关武汉肺炎最初爆发及可能持续隐匿的指控，外界依然没有答案。疫情原本可以是中国一劳永逸驱逐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幽灵的机会，但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应对这类危机的基本缺陷仍然存在，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威胁。

发生在2003年的SARS，初期疫情遭地方政府隐匿，直到军医蒋彦永揭露外界才得知，但已经大规模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SARS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几个月后政府对疫情揭露延迟道歉，时任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也被解职以示负责。

文章认为，尽管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权力掌握更甚以往，但合法性却更脆弱。SARS丑闻及类似的处理不当危机，都可能对其合法性带来毁灭性影响。习近平的集体领导也意味着，像武汉肺炎这样的危机将考验他对中共与国家的控制，也考验高度集权体制。

17年前，中国政府对SARS的滞后处理带来惨痛教训。中国声称如今已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疫病防治体系。然而，据财新网、《三联生活周刊》等多家深入武汉调查的媒体报导，当地面临医疗资源匮乏，试剂盒不足导致确诊困难等多重困境，不得不发起民间捐助进行自救。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则认为隐瞒是从上而下的，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直接垄断信息。虽然说是透明公开，但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布，由当局发布，民间和其他机构都不得发布，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做主。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更糟糕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近30年来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贸易战并未停止，仍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处于美国关税的紧箍咒之中。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媒表示，每次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这有可能反而加剧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