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时报》7月18日发表了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Anastasia Lin）撰写的文章“How I Learned to Stop Hating Falun Gong”，以下是译文。

我上中学时，曾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干部。我被指派组织在课堂放映电影，并讨论谴责电影中党的敌人。其中一个被党攻击的对象是法轮功，在宣传片中称其为“邪教”。在我14岁时，也就是我随母亲一起移民到加拿大后的第二年，母亲给了我一个由法轮功修炼者制作的传单。那上面未经（中共）审查的信息让我大开眼界。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其渊源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的精神哲学。文化大革命试图消灭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制造了精神真空，（人们）渴望填补这种空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百种不同门派的气功或“生命能量修练”方法。气功与瑜伽很类似，涉及呼吸，姿势和冥想练习。为了避免被党标记为“迷信”，通常淡化其在精神方面的实践，而强调其健康方面的益处。

但法轮功，这个拥有五套缓慢功法的修炼保留了精神元素。其核心原则是真、善、忍。经过几十年的国家强制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洗脑”，许多中国人被这个功法所吸引，政府最初支持法轮功在强身健体方面的益处。截至1999年初，北京当局估计有7000万中国人炼法轮功。

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中国当局将任何独立的团体都视为是潜在威胁，在99年前的几年，已开始努力压制大型气功团体。但只有法轮功学员公开反对这种打压。1999年4月25日，约有1万人聚集在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局，这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

1999年7月20日，中国当局正式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并开始了今天仍在持续的迫害运动。官方媒体污蔑法轮功和妖魔化法轮功修炼者。许多像我这样的学生干部将仇恨宣传灌输给同学。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并经历了一场名为“转化”运动的折磨，其目的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许多人因不肯放弃信仰被迫害死。

中共的转化手段是残酷的，但并非总能成功。2016年，当我准备扮演电影《血刃》中的法轮功学员角色时，我与逃到西方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其中两人是Jing Cai和Jing Tian姐妹，她们告诉我，她们被关押在劳教所，在那里她们遭到电棍和竹签的折磨，并被迫在绝食期间看对方被强迫灌食的折磨。在她们被迫害到奄奄一息时才被释放。最终他们徒步逃离中国，被海外法轮功学员营救，在加拿大获得了庇护。

在法轮功学员到中南上访后的一年，即2000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伊恩・约翰逊报导说：“法轮功信仰者在共产党50年统治下，已完成了对权威最持久的挑战。”即使迫害已经上升达到大规模谋杀的程度的今天，这一挑战仍在继续。

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民法庭上个月的报告称：“强制器官摘取已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了多年，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每年估计有6万到9万人，中国社会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传统，直到2013年中国才有器官捐献系统。

我14岁时，忽然震惊的意识到，我曾经的信仰都是谎言。我为自己曾是散布仇恨和妖魔化无辜人们的同谋，而感到愤慨！我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起初这是一种好奇的行为，但这种古老的哲学帮助我训练自己的脾气，让我变得更加善解人意，而且不轻易评判别人。我开始明白如何排除外界的干扰，倾听内心的呼唤，并找到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
我面临著来自中国人的偏见，他们和年轻时的我一样，并不了真相，但来自西方人的偏见却不应该。标记一个不被赞成的群体是“邪教”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技巧，即使在自由世界这种做法也有其市场。

我抛弃了共产党教育的方法，学会了钦佩法轮功学员的独立和勇敢。即使他们冒著失去工作和声誉，遭到折磨和死亡的风险，他们仍选择人性和良心，而非无神论和拜金主义。在迫害开始20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学员证明了残酷的折磨最终没有成功。

林耶凡女士是一位女演员，她是2015年加拿大世界小姐，麦克唐纳-劳里埃学院的中国政策大使，也是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