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昭

山东寿光这个月中旬到下旬的水灾，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从社会基础性的结构视角来分析一下山东寿光的水灾。

对于这种公共安全事件，如果它足够严重、又重复出现，我们则有理由提出怀疑：有一般性、稳定性的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比如中国煤矿的矿难，每一起都有它发生的具体原因，如果高频率重复出现，那在具体技术因素之外、个别企业规章制度之外，一定有其结构性的、稳定的原因；疫苗问题也足够严重、也重复出现，每次你都能找到具体的责任人，2016年那次是说疫苗贩子违返了疫苗储存和运输的技术规定，问题出在流通环节。今年是说长春是长生生物公司在发酵罐作业上为了提高产量没有用小罐发酵，而用了大罐；问题出在生产的个别环节。但它在两年之内重复出现，也有定有超越上面讲的具体原因之外的稳定的结构在起作用。而这次水灾也是一样，2017年湖南宁乡洪灾、 2016年6-7月武汉地区洪灾，一个重要原因是附近流域的几个水库同时泄洪，瞬时洪水流量大增，造成河堤承受不住压水决口。

大家看看，是不是和这次山东寿光的受灾过程非常相似啊，那我们就要超出天气预报是否准确、是不是8月17号降水来得太猛这些原因之外来探讨，进入到社会的基础结构性层面。否则你花一大笔钱把当地气象局的设备全换成最选进的，明年还上演同样的问题。

我昨天和一位曾经做过中国水灾深度报导的媒体朋友聊这个寿光的洪灾，她给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防汛救灾体系目标设计混乱，水库的修建目标有五个：第一、灌溉供水；第二、防洪；第三养鱼、养鳖，发展水产养殖业；第四、发电；第五、作为旅游景点。这次很多网友所指出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泄洪之前，上游的水库在汛期规定的水位线之上运行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水库在洪水到来前就存了超过规定的水量，占有了水库容量，没有在事先清空。存水的目的是为了在旱季给下游的农业区卖水。这样当洪峰到来的时候，水库很快就过载运行，只有加大泄洪，可是你泄洪和洪峰通过时间是同步的，那一下就放出去的水量就暴增。北京有一个叫“炫一下”的科技公司，它的一位高管叫雷涛在一条微博时说，他算了一下寿光县上游一个主力水库的水量流入数据，其实在泄洪前，这个水库的水量流入只增加了17%。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水库洪水到来前就装满了大部分，以至于短时间只增加了17%的流入量，就把它给挤爆了。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基础性结构原因还要更进一步，中国的《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里的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说：“防汛抗旱以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粮食生产安全为首要目标，实行安全第一”明文说了以防洪安全放在第一，为什么汛期来临的时候，这些水库不清空容量，还保持在安全线以上的水位，存着那点水舍不得放掉呢？当然是为了卖水赚钱，便这事又得从资金说起，水库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严重依贷款。其实中国的许多水库就已经不再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它成了经营性的设施，它有沉重的贷款压力要偿还，牟取经济效益早已成为首要目标。所以寿光县的上游水库不事先清空水库容量就很好理解，存水卖钱是它的头号考虑，排空了它舍得？既然众多水库都是以这种方式修建起来，以这种方式运营，那前面讲的2016年湖北举水河泄洪造成水淹武汉；2017年湖南宁乡泄洪造成的重大损失也同样好理解。是要是水库由的营利目标超过公益性目标，这个基础性结构原因不发生变化，我们还会看到同样的情况不断上演，这和你天气预报准不准真是没大关系。

另一个基础性结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逻辑与西方国家相比，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不确定的危险，西方政府认对于它的严重程度倾向于高估；而中国倾向于低估。今年7-8月德国有两次大规模的航班延误，就是因为安检疏漏，有一名旅客没通过安检就进入了候机区，发生了两次。于是机场如临大敌，所有航班都暂停登机，一定要把这个漏掉安检的人给找出来，于是航班大面积延误。2016年日本东京都的一位市场监察员在巡视鲜鱼市场的时候发现一个摊位卖的鱼颜色不对，太鲜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种叫“侧牙鲈”的有毒鱼类，但被发现前已经被卖出去了一条。于是政府、媒体、公众全城动员，要把这条鲜给找到。最后发现是被一个中餐馆买去了，已经做成了菜给了六位客人吃了，马上又要找到这六位客人，确定他们都没出现中毒症状，这事才过去。这种鱼虽然有毒素其实也不是致命的。

而中国的政治逻辑是相反，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危险，官员们倾向于拖延、甚至是于漠视。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积极反应，而事后又证明虚惊一场，他们非但得不到上级的表扬，反而会被认为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有这么多“不稳定”因素我镇压还来不及，你还主动挑事，有病啊你？要是这个过程中别有用心的分子造谣传谣，真造成了动乱怎么办？所以反而受到上级批评。而另一个因素又加剧了官员对公众危险的冷漠，就是就算这个危险成真了，事实后镇压维稳的成本相比较起事先积极反应引发所谓“不稳定”，事后镇压成本更低：可以丧事喜办、可以抓传播真相的人——是指对官员的成本更低，更安全；对老百姓的成本当然是更高。所以官、民对灾害成本的衡量标准完全相反。就这次寿光水灾来讲，天气预报说有暴雨，再准也是一个概率，万一不下那么大雨呢？就既不用事先把水库放空，也不用花力气动员疏散。官员们就会以冷漠、侥幸的态度对待危险。如果政治逻辑，这个基础性结构的因素不发生变化，今后同样的事也会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