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第一天，中共江苏太仓市副市长朱万里坠亡。近年来，“官员自杀潮”已成为中国大陆独有的怪象之一。

分析指，中共建政60多年来已发生三次自杀潮，第一次是1949年到1952年的民族资本家自杀潮；第二次是1957到1967年前后约十年的知识分子自杀潮；第三次是2012年至今的官员自杀潮。

官员“自杀风”不停

2017年1月1日上午9时27分，太仓市副市长朱万里被发现坠落在开发区宁波路某大楼的停车场，当救护车到达现场时，朱万里已死亡。

官方通报称，近阶段朱万里的身体状况不好，未提朱坠楼的原因。

朱万里所在的江苏是江泽民老家，是中纪委的重点目标之一，被指是“重灾区”。

时评人士陆森分析指，当前的反腐形势有目共睹，腐败官员在反腐高压下若惊弓之鸟，夜晚做噩梦，白天怕警车，成天提心吊胆，怕清算落到自己头上。

据统计，从2012年11月当局反腐至2016年7月底，仅官方公布的数据，已有1,235宗中共党政军官员自杀事件。朱万里坠亡是官方公布的2017年的第一例。

原四川成都工商税务系统的一名正科级官员王女士表示，由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和集体腐败，官员往往为了所谓的“政治前途”而寻找靠山或是同流合污。一旦贪腐案发，特别是基层官员最容易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而且只要他们坦白罪行，就极有可能连累其家人和亲友遭到报复。

中共推崇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讯逼供在中共体制中已是常态，若不坦白，这些官员可能面临酷刑或精神折磨，依然是生不如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认为，只要中共体制存在，官员“自杀风”就不会停止。官员选择自杀也源于中共体制几十年来制造的恐怖气氛。

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说放弃就放弃，这背后有着一种怎样的力量在推动？陆森认为，是中共制度让他们落得今天的下场。“自杀成风”在中国一直在不断发生，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大陆还出现过民族资本家自杀潮以及知识分子自杀潮。

第一次自杀潮发生在中共建政后进行的“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

据说在当时的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当时中共所谓的“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

对大量市民“被自杀”的惨状，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汇报时会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在中共改造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屈辱而轻生的人中有不少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2006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公布，冠生园居食品商号榜首。其创办人冼冠生，民族实业家，从上海的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成为上海旧时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总经理。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被诬犯有“五毒”，冼冠生遭遇侮辱性逼供后，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卢作孚是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1938年曾不顾日军轰炸，抢运后撤人员和迁出物资，导演了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因遭日机轰炸牺牲100余人。1950年卢作孚携大批轮船回大陆，后在中共的批斗运动中，被污蔑贪污，不堪侮辱服毒自尽。

在乡下土改中，许多乡绅以所谓反革命罪被镇压了，留下孤儿寡母继续接受“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不堪屈辱的妻儿最后还是选择自杀。

中共建政初期在中国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抢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乡绅的私有财产，消灭了他们的肉体，同时，也断绝了他们所传承的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惊人

第二次自杀潮主要是知识分子，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惊人，自杀最多的是专家、学者、教授、作家。

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些职业特点符合中共“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著名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到了残酷的“批斗”。第二天，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还有很多人在太平湖自杀，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

那时的自杀，有为数不少的是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1966年9月3日双双自杀，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

在这些自杀者中，还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曾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自杀的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

自杀的知识分子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45至55岁之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传承，因此造成中国在许多知识领域里的发展停滞。

时评人士谢泳认为，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这一事实也提醒，对中共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