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不同于普通老百姓，自杀成为官员保护所牵连利益共同体、保持个人名节和保全所贪腐钱财的止损阀。利益共同体破灭，自己反正要被查坐牢，名声败坏，不如给妻小留下一笔丰厚金钱和物质。近日，刘水在 《动向》 2016年7月号刊文称，真应了这句党宣句式“死了他一个，幸福一家人”，其妻儿家人就保住了“贪腐的果实”；还有“死了他一个，保住一群人”，自杀官员作为贪腐窝案中的一员，自杀切断了纪委调查线索，保护了其他人。其全文如下：

据大陆媒体不完全统计：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年间，中国有八十一例官员自杀事件，自杀者以党政核心部门中层官员居多。官员相较民间对制度环境更为敏感，他们参与具体行政、政治和制度运作。在中国人概念里，政治就是隐秘权术和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而在民主国家，政治含义截然相反，政治就是可见可参与的选举、游行等权益自治、公开透明的权力运作，以及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安全保障与自由组织。以专制威权溷合而成的、垄断并掠夺政经文化财富资源和新技术的新极权国家，市场经济部分发育，经济自由略为宽松，而政治权利则延续禁锢与压制性特征。

官员自杀以畏罪者居多

中国大陆人口自杀率全球最高，中国官员自杀率虽然只占自杀人口很低比例，但在贪腐普遍的制度环境里，他们享有的特权却居全球前列，危害巨大。习近平出于威权需要而发动的凌厉反腐运动，在外逃、裸官日益困难情形下，每个官员成为潜在的反腐清算对象。按中国刑法规定，公职人员收受五千元财物，即构成贪污受贿罪。律法设置和空前反贪，令腐败与反腐事实上成为收买官员忠诚的政治交易。

“社会正义”在一个专制政权内部永远缺席并不作为执政伦理，正义价值远远低于忠诚回报。同时，当法律对于官员大开绿灯，或者权力本身就代表法律，权力场就是堕落而丑陋的。官员非民选且终身制，利益和情欲作为人类两大天性，不受监督的权力制度为大小掌权者提供绝佳的土壤。一方面弄权纵欲，即使一权独大的村书记都是土皇帝；另一方面对上级权力者和党组织俯首为奴，却对无权百姓百般欺压。这是官员作为权力者与社会人最为分裂的地方，于是谎言欺下和行贿大官成为官场常态。

与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官员因权力斗争失败或政治运动而自杀不同，近二、三十年官员自杀，多以纪委清查、贪腐即将败露而畏罪自杀。官方和媒体多以自杀官员身患抑郁症和工作压力大，搪塞欺瞒社会公众。官方自说自话，公众自然不信任，彼此心知肚明。此种潜规则，往往隐藏官员自杀真相。

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一法律并不支持对自杀的问题官员继续调查。一些官员风闻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启动，感觉问题即将暴露，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杀了。相应的调查终止，事实上自杀官员变相的享有刑事豁免、保全名誉的特权。

官员自杀不同于普通老百姓，自杀成为官员保护所牵连利益共同体、保持个人名节和保全所贪腐钱财的止损阀。利益共同体破灭，自己反正要被查坐牢，名声败坏，不如给妻小留下一笔丰厚金钱和物质。真应了这句党宣句式“死了他一个，幸福一家人”，其妻儿家人就保住了“贪腐的果实”；还有“死了他一个，保住一群人”，自杀官员作为贪腐窝案中的一员，自杀切断了纪委调查线索，保护了其他人。

自杀潮与外逃潮的因果关系

胡温执政十年，曾是贪官外逃黄金期。成千上万名官员携带数万亿财富资金成功逃往西方国家，引渡抓逃回国者寥寥可数。官员犯罪出逃与持不同政见者及家属子女政治逃亡，是这十年的政治颜面。习近平上台后，严控官员因公因私出境、上交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工作和个人生活报备，时刻处在监控之下，出逃之路被堵；八条规定禁止官商公开吃喝，加上厉行反贪风声鹤唳，特别是处置国家级巨头周永康、军队实权派徐才厚、地方诸侯薄熙来、政府管家令计划；随着他们作为高层保护伞倒下，依附旗下大大小小的权力喽啰们，内外交困，这些才是无论好官或贪官抑郁症多发、工作压力大的实情。

在中国贪官遍地的政治生态里，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也贪，这恰恰印证制度性腐败。中国历来反腐等同于掌权者清查官场，选择信得过、忠诚于己属下，以维护权力稳固，历朝历代莫不如是，并不证明政治清明和制度文明。

这些自杀官员多是权力大、少被监督的党政核心部门首脑，位居清水衙门者只占少数；最具讽刺意味的则是，他们选择在党国门禁森严的政府大楼跳楼自杀，可说将特权发挥到极致，是在宣示忠诚，还是以证清白，甚或心有不甘，还是满怀恐惧，但不论死因如何都不值得同情。

与其说官员畏罪自杀，不如说害怕被查而被吓死的。只要看看电视上公开的落马高阶官员一夜白头，就知“双规”如进鬼门关──多有曝光刑讯逼供等酷刑，让为官者不寒而栗。当然，这仅是自杀原因之一，其它原因，文中已作分析。假如自杀官员真有为官之本份，完全有机会留下自证清白的遗言，然而未见披露。

官员自杀延及非核心部门

除去党政核心部门，官员自杀几乎涵盖各行业，以高校为例：二○一四年十二月，西北政法大学退休校长陈明华跳楼自杀；二○一五年四月，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黄成惠，在纪委巡查期间于校园沉湖自杀；二○一六年五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跳楼自杀；六月，甘肃农业大学已退休党委书记兼校长王蒂，在校园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近年中国多个大学校长自杀，全球罕见，但中国大陆大学又是官衙，校长、书记自杀就不足为奇。凡是权力存在的地方，贪腐如影随形，可见不受制约的权力已是专制制度之癌。纵观苏东、韩国和台湾制度宪政转型，体制内部力量不可或缺。

贪污失控，其实就是官员失控、权力失控，这是最为真切的中国现实。中国人崇尚做官，向有贪腐文化基因，“学而优则仕”通过做官实现个人抱负和光宗耀祖。官本位构成制度恶性肿瘤，一旦为官，终身享受特权。服务国家和公众，本是公职人员普世信念，但中国官员忠诚于一党和上级，这是专制威权制度本性所决定；新极权将钜额财富和新技术用于巩固党国利益，和官员个人利益及情欲最大化满足。但是，这种落后、野蛮的政治生态，与人类文明和政治伦理背道而驰，本质上是反文明、反人类和反民主的，亟需改变。

今天的中国人，对官员贪腐和特权，已然麻木冷漠。社会公众一则没有纳税人概念，官员所贪，就是公众血汗钱；二则受传统观念“无官不贪”误导，对官员贪腐和被捕，屡破贪腐纪录，已经习以为常；三则受中国专制政治“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影响而认命为奴。

官员自杀潮只是这个邪恶制度的怪胎副产品之一，仅仅暴露专制威权制度残暴的一个侧面。以当今中国官员贪腐额度和普遍程度，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官员自杀甘做制度的殉葬品，他们在自愿死亡那一刻，没有丝毫表露为官不仁的忏悔之心，也未交出分毫贪财。“死者为大”适指良善之辈，自杀官员罪证应予查证公开。打破制度痼疾下的官场劣质生态，唯一出路是开放公民社会，制度宪政转型，促使国家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