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纽约时报】三个月来，马丁·史柯瑞里(Martin Shkreli)成了医药界最臭名昭彰的人物。他的图灵药物公司(Turing Pharmaceuticals)买下了Daraprim，一个治寄生虫感染药物，的专利，然后将药价从每粒$13.50涨到$750。这种行为激怒了社会大众，其他制药界的厂商也纷纷跟他划清界线。

在12月17日史柯瑞里因证券欺诈被捕后，业界其他公司的高管可能喘了一口气。他的行为引起了舆论对高昂药价的关注，现在也许可以证明史柯瑞里只是一个例外，不代表制药界。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史柯瑞里的被捕只是转移了一些制药公司应该被瞩目的注意力。诚然，大多数制药公司不会一夜之间提高价格50倍，但他们往往会每年涨价10％以上，远高于通胀速度。相对于Daraprim，一个每年只有约2,000爱滋病人使用的药物，治疗糖尿病、高胆固醇或癌症等常见疾病药物每年10％的涨价对医疗保健支出的负担影响更大。

一直以来，大型制药公司坚持他们必须在上市的药品上获得高利以投资新药的研发。但史柯瑞里也是说他的暴利也是为了用于新药开发，所以动机听起来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一年前，吉利德(Gilead Sciences)的Sovaldi丙型肝炎药物曾引起公愤。该药物是真正的创新，12周治愈副作用又少。但每粒$1,000的药丸意味一疗程要价$84,000。去年这个药物创了第一年新药的销售纪录，收入$103亿，却也严重的打击了各州的Medicaid医疗补助计划、公私立保险公司的预算。现在因为图灵药物的恶行，人们已经将视线转移开吉利德。

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没有控制药品价格，因此药厂在美国市场的获利为全球利润的一大来源。根据股票分析公司SSR Health的统计，在过去二十年里，跨国制药行业在美国现有药物的涨价就代表了他们全球业务增长的一半。

以多发性硬化症为例，同样的药物从90年代末的每年$10,000已涨到每年$60,000。像这类稀有病症的专用药品一年的花费动辄就可上万到数十万。

许多医生已经开始关注药品费用，因为他们的病人负担不起。他们的助手需要花很多时间跟保险公司周旋，或为病人试图安排财务援助，使患者能负担得起的药品。

2012年，斯隆 - 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生在纽约时报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他们为何不使用一个新的抗癌药物：因为它比现有药物贵一倍，却并不更有效。第二年，100多名有影响力的癌症专家在一个医学杂志撰文抗议一个白血病的药物，Novartis的Gleevec，从2001年推出后涨了三倍的价格。

如今，新的抗癌药物一般花费超过$10,000一个月，而且价格还在上升。

除了新药上的暴利，有些投机家开始蒐购专治罕见疾病的老药并重新定价。人们认为这种作法更不道德，因为这不牵扯到研发。

史柯瑞里不是始作俑者。2008年，美国国会就举行了听证会。当时的重点包括：Ovation制药收购了治疗新生儿呼吸问题的药物，把价格从约$100上调至$1,500；Questcor制药花了$100,000收购一个婴儿痉挛症的老药，将一瓶$40的药涨到$23,000。现在一家叫Valeant的公司还在做这种事情。

不过史柯瑞里在媒体前的高调举动使他成了舆论的焦点。但是他许多离谱的言论和举动多是跟音乐或女人有关，而他的被捕也不是因为他将Daraprim涨价50倍。但他的举动激发了新的动力，使国会开始调查药价。但国会的焦点，像参议院的老年人特别委员会，主要还是集中在图灵和Valeant等公司，而不是新药物的价格或涨价。

该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缅因州共和党)，在12月9日一个听证会上说：“有些我们调查的重点企业看起来更像是对冲基金，而非传统的制药公司。”

对传统的药物研发公司来说，这无其是为他们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