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一大怪现状。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崔海荣表示，中国药品已达18万种，但老百姓基本常用药仅500多种。药价的虚高和重复药制作问题非常惊人。他建议：进口药盒上打上报关价，国产药盒上打上出厂价。但有媒体评论称，遏制药价虚高，标注出厂价远远不够。

评论：药盒上打出厂价治标不治本

看病贵的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大陆民众。而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价虚高。国家发改委曾数十次下调药品价格，但药价却越调越高。东方网刊登评论文章表示，针对药价虚高的问题，崔海荣建议进口药标明报关价，国产药标明出厂价，此举对于药价虚高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章称，药品出厂价也是可以造假的。另外药品与其它商品不同，药品的消费者即患者，手中没有用药的选择权，选择用什么药的权力在医生手里。因此其价格不可以靠市场调节。而造成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是医药系统的利益链。

文章认为，基本药物制度与集中招标制度，是药品流通环节臃肿、腐败的死穴。不少药厂和药商，药商与招标人员、医生之间，俨然已经结成顽固的利益同盟。整个行业形成无形的大利益同盟。

药商、医生不愿意接受暴利缩水，不愿采购低价药品，最后把这种暴利诉求传递到药厂，药厂为了迎合药商、医生，导致某些低价药停产，或者改头换面高价“复活”。中国药品种类达到18万之多就颇能说明问题。

凤凰网3月7日评论文章表示，由5000家制药企业延伸出的医药利益链条堪称庞大，左右着医药价格的最终形成。说白了，药价改革的症结在于，巨额利益难以均衡，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垄断与腐败构筑的暴利空间等因素，使得多年来的药价改革如同雾里看花，越看越糊涂。

大陆医药暴利

大陆官媒曾曝光，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4毫克的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人民币，下同），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高达6500%以上。

而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产自山东圣鲁制药厂的“葡醛酸钠注射液”零售价格为7.39元，而其生产价只为0.08元，其利润高达9137.5%。

医院“以药养医”是公开的秘密，但是这些医药单价的曝光，还是引起不小的震动，指大陆药品价格比贩毒还暴利。一网民坦言：“曝出的问题让人大吃一惊！如属实，则有白粉的暴利，无白粉的风险，超级潜规啊！”

医药中标价格遵循“潜规则”

按照中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价格由当地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审定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也叫中标价，中标价是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竞标价的制定成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

据大陆媒体报导，一家药厂的负责人透露，药品投标和定价工作并不由药厂运作，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理公司负责。这家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高达56元，这一过程遵循了行业“潜规则”。

该负责人说：“（代理公司）去竞标以后，医药公司要挣多少个点，医院要扣多少个点，给大夫多少点，最后人家是多少钱，这就像是一个行业规定似的。”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药品的中间利润超过了800%，但药厂也就挣1块钱左右，从7元到56元之间的差价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报导称，从2001年开始中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要求医院零售价不得超过，被业内视为“天花板价”。然而，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业内专家称，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目的是为了限制药价，防止药价虚高，但现实情况是，被称为“天花板价”的药品最高零售价更是高得离谱。该媒体记者多方联系价格主管部门，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继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问号。

中共官员抬高药价

发改委将药品最高零售价制定为“天价”，其利润空间之巨大，让民众瞠目，这背后的黑幕、贪腐可见一斑。

发改委将药品最高零售价制定为“天价”，其利润空间之巨大，让民众瞠目，这背后的黑幕、贪腐可见一斑。（Getty Images）

2014年8月和9月，中共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刘振秋等5名官员先后落马，令价格司一度被形容为“国务院落马贪官最密集单位”。这5名官员为中共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中共发改委价格司现任司长刘振秋、中共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

这5名官员都曾直接或间接管过药品价格。2016年1月10日，大陆微信上热传一帖子，罗列这5名官员的10条罪状，揭开了大陆医药行业药价飙涨、回扣泛滥、滥开药成灾等大量黑幕。

罪状一、药价虚高 百姓受累

大陆的药价虚高，百姓负担沉重。仅中共央视曝光的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

罪状二、倒逼药厂提价

中国大陆自1999年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帖文称，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发改委价格司的刘振秋、郭剑英于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政策，即由他们主持招标，药厂按中标价向医院出售药品，而医院则可将药品价格调高最多15%，再供应给病人。此一政策让低价中标的药品无人问津，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

罪状三、医生收回扣越演越烈

药厂为医生提供回扣成普遍现象，且越演越烈。例如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的贿赂成本已占药价的20－30%。以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为例，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医生涉案，药价50%用于贿赂。

罪状四、过度用药泛滥成灾

帖文称，据统计，由于医生收入90%来源于药品回扣，在回扣的刺激下，大陆每年过度用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在医院死亡人数的25%。中共发改委称，2009年大陆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准，反映抗生素、中药注射剂等回扣药品的滥用极为严重。

罪状五、激化医患矛盾 暴力频发

帖文称，在加价率管制政策倒逼下，药企必须豢养大量医药代表为医生提供回扣。医生敛财的现象，导致医患冲突甚至砍杀医生的案件经常发生，且越演越烈。每年医患冲突案件高达9万宗，世界罕见。

罪状六、政府巨额投资付流水

2009至2013年，大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但资金都流进了药厂、医生、医药代表的腰包。

罪状七、大量廉价良药消失

“顺价加价15%”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回扣小的药品，大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在市场上消失。

罪状八、“伪新药”大行其道

为提高药品定价，药企想尽办法搞“创新”，但这些药品绝大多数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只是“高定价、大回扣”模式下的产物，真正新药寥寥可数。
乱象九 药企逃税洗钱 收买高官

上游的药品生产企业为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偷逃所得税。这些企业甚至买通省长、书记和物价部门。至于下游的药品分销行业，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也极为猖獗。

罪状十、官场腐败成风

药企疯狂与众多政府官员打关系，包括发改（物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

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然而，近年来由于其公益性的淡化,“看病贵”成为公立医院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业内人士认为，造成目前公立医院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方逐利造成药价虚高，“以药养医”模式大行其道。如果不改变制度，药价只会越降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