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在中共专制下出现了很多问题。在中国大陆当过七年律师及十年最高法院法官的谢卫东认为，在中国大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坏，物质及人文环境都不例外。

“这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很沉重的话题。”一年前离开中国大陆的谢卫东说，中国人要面对的是毒气、毒水、毒食，这些恰好是一个生命体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任何的生命体，存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健康吗？”

“在这种环境生存的母体，繁衍出来的生命会是什么样？”他说，宗教信仰遭到的毁灭性打击，使人们没有了寄托，没有了互信；没有法律保护，使人每天处于非常紧张、焦虑状态。“我感觉担忧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将来会怎么样？”

环境污染到了难以收拾地步

谢卫东称，大陆城市出现雾霾的严重程度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水污染也非常严重，“污染的严重程度足以致人于死地”。

他说，河北有个以制皮具出名的地方叫白沟。制皮需要经过复杂的化学过程，会产生大量有毒的污水。厂家用很大的深坑储存这些污水，结果这些有毒物质往地下渗，污染了土壤；渗到地下水流过的地方，被地下水带到其它地方。挖这些污水坑时，没人去研究下面的地理环境及地下水资源情况。

按中共环境保护部今年公布的官方《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保部监测的968处地表水，有37%达不到生活饮用水标准，也不适于水产养殖和游泳；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有62%的水质较差或极差。

谢卫东说：“我们作为生命体，每天喝这样的水，吃这样土壤种出来的植物，你想会怎么样？”

对于政府的态度及行动，谢卫东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吃转基因食品有风险。“农业部主管种子的副部长极力推广转基因食品。但是，农业部的幼儿园和农业部的食堂里都不吃转基因食品。”

中共模式毒害人文环境

在人文层面，谢卫东认为，中共体制的运作模式，已经使喝酒、玩乐成为基本的社交方式。这方式导致人透支生命，因为现实已变成“能喝多大酒，就当多大官”。

他说，有时你想不喝也不行。“我亲眼看到，一名中级法院的院长让其手下喝一大杯酒。”这手下当时已经喝得不行了，“他就是一句话：把它喝了！”，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不主动敬酒也不行。他说，大陆曾有一个公开的报导，在某个场合，一个人因没给书记敬酒，第二天就给处理掉了。

“能喝的人会获得掌声。”他说，“喝完酒后是泡歌厅，熬到凌晨2、3点，甚至3、4点钟。”

中共的官员以有人请喝酒而自豪。谢卫东说，他认识一个中纪委某室的主任，在一个地方吃饭时，有人过去给他敬酒。“他说，对不起，今晚我有四桌要应酬。然后他干杯，并获得掌声。”他自己觉得很自豪，因为很多人羡慕他。“其实，他的生命已经严重透支。”

谢卫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百善孝为先已经很难看到。毛泽东甚至说，“父不慈，儿不孝”，“这是在颠覆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说，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毛泽东带着身边的高级官员去给祖宗上坟时，他就是象征性的点点头，弯弯腰。没有看到中共官员给自己的祖宗跪下的。社会上看到的是，“打骂父母的，不养父母的，摧残父母的都有”。

有理未必能走天下

谢卫东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说，有一天十几名律师在一起聊天时，进来一名客人，他问了一个问题：“我100%有理，我能不能赢？”在坐的所有律师，没一个人回答。“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了解到：你100%有理，也未必能赢；你100%没理，你未必会输。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当了七年律师后，谢卫东当上了最高法院法官。刚当法官不久遇到的一件事，使他明白了为什么100%有理也不一定能赢。

他说，当时他是合议庭成员，最高法院院长要过问一个案件，庭长带着十几名合议庭成员去见院长。见面时，院长没有听任何汇报，第一句话就是“xxx不能输”。 “我们都非常震惊。最高法院院长，告诉说谁不能输。”

“一个合议庭成员问：那理由怎么写？”谢卫东说，“院长说第二句话：你们自己想去。”

“这就是中国法律运作的实际情况，就是一个人一句话，让谁输谁输，让谁赢谁赢。”他说，“没有客套话，没有请大家谅解之类的话。”

“这叫法治吗？”他说，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是，“他们考虑事实了吗？询问证据了吗？问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吗？”在内部实际运作中，这些可以“看都不看，想都不想”。

法律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谢卫东认为，法律在中国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一个工具。他说，常有的一个现象，是县委书记在那坐着时，“县级的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的一把手，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点烟、倒茶、敬酒，讨书记欢喜”。从这可以看到这个党、这个书记与法律的关系。“你想想，法院的院长是争着给我敬酒、点烟的人。我如果说，那个案子，怎么不该输的输了？他该怎么办？这院长还会考虑事实、证据、法律吗？”

他说，这些官员“聪明得很”，他们会请领导放心。在这些人眼里，“法律只是一个工具”。

更有甚者，这些事在中国不是秘密，都上了电视剧了。谢卫东说，最高法院曾监制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内容包括了很多法院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一个情节：一名中级法院的院长，为了第二天开庭的一个案件，一个人站在市委书记家门外，一直等到凌晨。原因是“我明天要去开庭，我得请示您”。

“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实际上，这书记不知道证据和法律。但书记说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他说，王立军在全国公安系统经验交流会上说过一句话：“先抓人，没有没事的。”

“真的没有没事的吗？这不重要，反正我想让你有事你就有事。”他说，更严重的，是这些大小黑恶势力及权利集团瓜分、控制了全国不同的地区。

“一个派出所所长能控制事，他就为所欲为了。上级有交待的，他就按上级的意思做。但是，总会给他留一块，让他可以为所欲为。”谢卫东说，一名高院的庭长和大家一齐吃饭时曾解释他的做法：“我跟庭里的人说，领导交办的，我们都必须办；领导不管的，我说了算；我没过问的，你们自己办。”

钱权交易 人人自危

谢卫东人为，中国现在是金钱支配着一切，包括支配权力。他说：“那些部级官员很坦率地说，我就愿意跟有钱人在一起。”这些高官愿意被金钱支配，导致一个县的公权力，就可以调动一个国家的公权力。县委书记要抓的人如果逃跑了，县里可以给边防局出文抓人。可能的情况是：“真正犯罪的人在陷害一个无罪的人，可以全国通缉你，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你。最后达到他们小利益集团的目的。”

他说，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被抓进去都可能遭受酷刑。“把你关在一个黑屋里时，怎么虐待你也没办法取证。在真的弄死你而家属只能看到一个骨灰盒的情况下，你想你会遭遇到什么？”

“所以，人人自危，人人担惊受怕。”他说，“官员们很清楚。一旦得罪了自己的主要领导，感觉要被整时，第一个选项是自杀”，因为“他曾经怎么弄别人的，他就知道自己进去后会怎么被弄”。

“人人没有保障，完全取决于领导的喜好、情绪。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法律状况？”他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包括经商的人随时担心被工商局或税务局检查。被针对的人，“总是提心吊胆的”。

谢卫东认为，中国人的人权没有保障。他说，有些人会说，有时会有法律保障。“他们还有一些侥幸心理。对我来说没有，我太了解了。”

远离险境

谢卫东说，从老百姓到高官都没有法律保护。“有人说，要好好批判中国的官员。其实，我说要好好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怖、担忧中。”

“怎么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搞成这样？这是我们要深刻思考的。”他说，在中共专制下，“在1949年以后，就疯狂的、极其严重的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大跃进把锅砸了去炼钢，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钢指标，可以把森林毁了。

他说，在中共的统治下，反自然、反人类的事件不断发生。比如计划生育导致了全世界唯一一支由独生子女构成的军队。军队里面没有信仰和政治理念，“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非常严重。你带着一个连，士兵没有信仰，相互之间没有信任，怎么去打仗？”

“我真的担心，这个族群怎么办？”谢卫东说，在这个环境下，吸毒气、喝毒水、吃毒食，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在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一个生命体，身、心都是不断地被毒灌注着。这十几亿人持续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他说，不管你怎么看待民主与独裁，“有些东西是没有争议的，毒气你愿意吸吗？毒食你愿意吃吗？毒水你愿意喝吗？”

谢卫东的建议是：“远离恶人，远离恶世，远离险境。”

他说，“不管是企业家、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在这点上都有共识：我走不了，也要把儿女弄出国。”

谢卫东认为，与十几亿中国人相比，能够离开的人还是少数。他说：“这个族群（中华民族）的未来，让人非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