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鸿书

以常理来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如果当时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仅以高等教育为例，抗战8年中，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1倍。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列第一优先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道理何在？

蒋介石

教育于战时应作平时看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许多专科以上学校被迫内迁后方，部分学校被迫停办，学生失学者极多。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一道难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民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

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10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即是作此主张。而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

蒋介石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中等教育的发展

不仅是高等教育，初等教育也是国民政府战时的施政重点。

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主要经费来源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它用。

具体的成果则是：到了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原本在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至于中等教育，在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

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

以贷金和公费支助学生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

1939年，教育部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而且绝大多数的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

在战时大学生们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是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

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正式颁发贷金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提供完全的支助。

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1元，药费亦寥寥5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一如前述，即使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也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是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陈立夫说，抗战8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争中造就中国国民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抚昔思今，就知道当年民国政府是如何重视教育，至于如今教育为何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三座大山”之一？另人有今不如昔之感叹。

（本文资料来源：毕唐书《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