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鸿书

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奇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仅仅存在了8年的战时大学，却创造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更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只有8年的抗战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至1946年结束，与抗战同岁，坚持办学整整8年。

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危局和极为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密切合作，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在昆明一起组建了这所特殊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 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

每个教授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

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看书，忽然有七、 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

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

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起了算式和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著枴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

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12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

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正是这些不经意的师生互动方式，让“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西迁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工作、学习常常就在一个个山洞、破庙里。就是在这些山洞和破庙的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

西南联大奇蹟的出现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现代大学的精神，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

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价：“联大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晚年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8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

汪写道：“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8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