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俭:北京“两头堵”策略溃败
2015-07-02
香港政制改革失败的迹象在六月上旬就已显现出来,标识性事件是“袋住先”民调未过半。更多的普通市民认为“袋住先”是圈套,必将使“袋一世”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然而,事至六月十八日立法会表决,有三十三名建制派议员离场,却是无人预料的大事变。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政治观察人士说:“这绝不是所谓的北京阴谋,这个大事变将中央七常委全部打蒙。它是比当年胡耀邦下台事件有更大的政治冲击。”

“港政二人”素质有目共睹

新华社发表的短评之仓促与有违常识,亦能证明北京最高层被“打蒙”的情况。该评论说“香港特区少数议员顽固坚持与中央对抗的立场”。事实上,三十三名离场(弃权)建制派加上二十八名泛民投反对票,证明基于北京“八‧三一决定”的政制改革是没法获得多数赞同的。

八名建制派包揽全部赞成票之绝对少数状况,其讽刺性无须细说。而一直以来为大陆政治观察人士所关注的“二田兄弟”则出现更大的吊诡:早前,田北辰批评其兄田北俊不好好走建制派之路,而今,自己却以离场方式弃权;田北俊遭遇去年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撤销,今日似有幡然之意而投了赞成票,成为在场建制派的八分之一。此一对比说明香港民主政治内在变化因素之多,民意产生影响的结果往往在预料之外,亦说明此次香港大事变背后并无“北京阴谋”起作用。北京的“玩法”不适合香港。观其近者,支撑港府轰炸式宣传而虚张“近百万香港市民签名保普选”,以及后者逐家逐户派发宣传单之“洗楼”活动,均如大陆“文革”之权力造势。观其远者,北京“港政二人”完全以“红卫兵”式态度训骂香港政治人物,以致泛民议员集体离场抗议。

无论去年九月在深圳见面会上发生泛民离场,还是今年六月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建制派离场,都说明北京政客完全没有民主政治素养,对待香港不同政治派别表现得左支右绌。仅观“港政二人”足见其实: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本职兼人大港澳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的李飞,曾讽刺泛民不要“把一生贡献给马路”,此为致去年在深圳发生离场抗议的最直接原因;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更是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即使泛民侥幸当选,中央也会坚决不予任命”,等于给了所谓“普选”的提前结果。而即有此者,又要普选何为?

“政治算术”幼稚可笑

王光亚提前给“普选”出结果固然有策略因素,即为压制泛民以使后者对北京日后降低“入闸”条件感恩。不过,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任何有初中数学知识与逻辑能力的人都看得出来,“入闸”与获选均是北京圈定好的套路,其形如赛马跑得再快还是在马道上。在“入闸”提名限额上,北京将原定一百五十个提名推荐降为一百二十个,确实让泛民降低了获得提名困难程度。受操纵的建制派提名也限制在不得多于二百四十个上。但是,王光亚之“限制他们(泛民)入闸,阻止他们出不到闸”的恶狠说法没有丝毫自我纠正,结果是泛民不可能接受带有侮辱性质的恩典,普通香港市民亦对北京生杀予夺之态渐生反感。这也是“袋住先”遭挫的基本原因。在另一端,至特首在恩准的普选时,即便获票不过半也可以当选,定为“若候选人均得票不过半,得票最多者当选”。此显然是对渐失民心的建制派开放的方便之门。因为建制派“入闸”本无问题,出闸时被放低条件,实质等于是对泛民的“两头堵”。此种幼稚的政治算术虽然表现了北京要在一头堵不住、另一头再堵一次的意图,但它也使包括大陆民主人士在内的众多同情泛民的人士认为北京欺人太甚。于今,建制派不愿配合北京,也是不愿让国际社会认为他们是此等恶劣之策的参与者,亦不能弃掉最后一点廉耻。

尽管依据中共法律,京港关系属于内政范畴,但其中的外交性质又无法排斥,毕竟香港政制之形成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且基本法亦系于此者颇重。不幸的是,北京政权掌握在一帮老“红卫兵”之手,无论王光亚之强硬还是李飞之泼皮,全系“红卫兵”情结无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在雨伞运动发生后,曾指参与者与大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相似,而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恰恰是老“红卫兵”们制定的。更有周恩来的亲属及高级红二代附和北大教授之说,而指雨伞运动与大陆“文革”相似。

在去年的雨伞运动期间,北京御用学者预言香港大乱、经济衰退以致失去全球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地位。事实则是,二○一五年度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世界竞争力报告表明,香港比去年上升两位而至全球第二名。同样,御用学者们曾对台湾太阳花运动大肆贬低,但台湾不但经济状况较以往更好,而且选举政治越来越体现本土民意而少受中共威胁政策影响。

“六‧一八大事变”意义非凡

为了继续蒙蔽长期接受愚民政策奴化的大陆民众,北京极力渲染“港独”势力的影响,但完全不理会香港少数派的政治诉求。至有学生组织“焚烧《基本法》”以示抗议后,前述北大教授则指责学生否定邓氏“一国两制”。香港亦有律政人士指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而其全然不知香港上流社会之福非来自北京而来自市民。

用“港独”的帽子扣人自欺欺人,须知邓小平力推香港“一国两制”意在给台湾示范,更在于为中共在二十一世纪下半叶搞圈定普选积累经验。今之建制派“倒戈”说明邓氏遗梦破矣,大陆人民也越来越不相信“党内民主”之说词。六月初,香港当局本有一次机会来缓和对立,但高等法院拒绝学联前常委梁丽帼“复核八‧三一决议”申请。数日后,“袋住先”民调不过半则不奇怪了。

香港“六‧一八大事变”是全球政治当中的黑天鹅事件,但也成为鼓励大陆自由民主的最大动力,香港与台湾一起向十三亿大陆人民展示了民主政治的活力。北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获悉“六‧一八大事变”后互相在手机微信道贺,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邮件讨论也颇热络,以中共网络监控能力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内容,但道贺并不是罪,学者之间交流看法亦不犯法,反而使一些体制内人士更知中国未来大趋势。本文开头所引体制内人士之说法,可算一个佐证了。


争鸣总453期
    来源: 争鸣 责编: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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