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大前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乔石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乔石是中共党内任要职最多的官员，在中共党内以“作风开明、思想解放”着称。媒体对于乔石的评价除了其在法制建设上的功绩之外，一些媒体集中在乔石1989年六四期间的态度和立场，这些媒体称其最大问题是支持镇压学生，根据是李鹏的回忆录。而李鹏的回忆录《六四日记：关键时刻》，并没有写乔石支持镇压，只是例行公事地列出乔参加会议并发言。而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记载，乔石对于镇压持中立态度。

乔石在赵紫阳和李鹏回忆录中真是判若两人吗？

以下为两个回忆录中有关乔石对于镇压的态度部分，究竟孰是孰非，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

赵紫阳(中)和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在十三大后会见500多位中外记者

赵紫阳《改革历程》中对乔石的描写

赵紫阳在书中数次提到乔石，称其在“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虽然赵未对乔发表评论，但从赵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乔的“中立态度”。以下是赵紫阳回忆录中谈到乔石的部分段落：

“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

5月17日，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

17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

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李鹏六四日记》中对乔石的描写

与赵紫阳的回忆录相比，李鹏日记虽然多次提到乔石，但只是例行公事地列出乔参加会议并发言，没有提到乔的“中立”态度。以下是李鹏日记有关乔石部分的摘录：

“4月23日，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访问朝鲜)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4月29日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5月8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听取治乱小组汇报。乔石讲的，他重点叙述了27日游行前的情况，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李鹏不接见跪递请愿书的谣言。赵仍不甘心，说如果李不知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

5月11日，今天，乔石同志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

5月12日11时半，我应邀到赵紫阳处，乔石也去了。赵紫阳提出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如出现学生夹道欢迎，向戈尔巴乔夫进行请愿的话，在国内国际上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赵紫阳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对话。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赵紫阳还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在我的坚持下，赵紫阳做出让步，同意由李铁映出面与全国学联和青联代表对话，要求青年和学生为维护国家尊严，自觉维护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正常秩序。

5月22日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会上，我们心平气和地向六位同志介绍了发生动乱的过程，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强调只有坚决制止动乱，才能挽救中国的道理。

5月23日，乔石同志参加副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个也没有答应。他们强烈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

6月4日凌晨，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