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日前报道，中国工人阶层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导致罢工事件日趋普遍。有评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经历近四十年的经济开放后，其本质已从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发生了蜕变。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由沿海向内陆扩散的新一轮罢工浪潮使得长期困扰中国的劳工权益不公等现象日趋突出。

美联社4月6日发自广东中山南朗镇的报道说，一位年龄41岁、年收入不足3万5千元人民币的翠亨制包厂罢工女工在医院向媒体表示，警方针对罢工的暴力镇压反而使工人们的权利意识更加强烈。工人们不满薪资及劳动待遇的罢工活动不仅是形式上的抗议示威，而是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利不再受到侵犯。

今年3月24日，日资企业中山翠亨制包厂工人因抗议抗议厂方拖欠社保公积金、年假、高温费等违法用工行为无果，发起罢工。当地警方出动两百多名警员对厂区内的工人实施野蛮殴打。数十名工人被打伤，16名女工和9名男工被捕。现场采访的美联社记者也被当地政府人员带走。罢工后，遭厂方强行解雇的工人更谴责资方以扰乱生产秩序为名无视工人诉求，并联手警方镇压罢工。

广东中山翠亨制包厂持续超过一周的罢工遭警方暴力镇压，只是中国劳工维权状况的一个缩影。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约有1亿6千8百万劳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务工。虽然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普通劳动者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出口加工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低工资、超常劳动时间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劳动状况却日趋成为各地罢工或劳工冲突事件的主因。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国在经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其劳工权益的不公正状况仍令人失望：

“中国总体上还是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血汗工厂满地都是。工人特别是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工会组织，是完全弱势的一方，所以有时会拿起罢工的武器。否则，他们没法改变被资本家、被管理者严重盘剥、欺压的状况。”

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国1982年出台的《宪法》即公开取缔了工人自发罢工的权利，导致中国劳工阶层在缺乏独立工会组织的情况下，权利保护意识也被人为性的忽视。但随着中国经济原有经济模式和人口结构的转变，政府却并没有在工人罢工诉求中起到正面的作用：

“罢工本身是针对资方，但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政绩经常是站在管理者一方，共同欺压工人。这种做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本来是劳资的矛盾，但如果政府介入去镇压，结果就演变为官民矛盾。”

美联社的报道还指出，中国劳工群体在面对资方盘压及政府无视诉求的情况下，自2011年以来，有组织的罢工事件每年都呈现出翻倍式的增加。

据位于香港的“劳工通讯”组织统计，中国去年的罢工事件多达1300余起。而被当局认为涉嫌组织罢工的维权工人，更被以各种包括“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生产”等罪名拘捕、监禁。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历经数十年经济活动后，其本质已经发生了蜕变：

“当年（中共）打江山、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是发动工农，经常组织工人罢工。开始说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现在大家看出（中共）掌握权力后，六十多年来不断在剥夺工人和农民，压迫工人和农民。共产党由过去发动工农反抗、搞革命的领导者，现在变成了新的剥削者。”

夏业良认为，被社会统称为“农民工”的新型劳工群体虽数以亿计，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如劳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却仍受到来自中国户籍制度的约束。而随着劳动力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缺乏正常维权组织的罢工活动无疑也将进一步增大社会动荡的风险：

“（中国）维稳的经费过去历年都高于军费，专制政权宁肯把钱花在维稳上，都不愿补偿给工人、农民。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是说了算的，怎能由工人、农民提要求。（中共）的想法就是，宁可把钱花在维稳和打手身上。如果工农大众都把执政党当作不满的根源，我想（中共）就已经感觉到巨大的危机了。”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则建议，中国当局有必要在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之际，尽快出台《罢工法》。针对中国代表劳工自身权益的工会管理、罢工活动的组织和程序等予以立法，为中国劳工权益进行真正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