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后继续横征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组，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们得到通知，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一月二十九日，再开全体会议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谈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点”，是必要的“付学费”，说什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讲完后，毛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这时，毛才胆敢威胁刘少奇。夸奖林彪后，他不阴不阳地说：“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口说无凭”四个字，埋下了杀机。
林彪讲话之后，毛叫各省领导和中央管农业的、管经济的，一一上台检讨自己，承担责任，为他开脱。
刘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掌握军队的元帅这样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边，用的又是强词夺理的专横讲法，立刻使代表们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揭问题，更不敢抨击毛。结果，大会没有像刘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变毛的政策。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遣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几年过去了，毛泽东在策划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