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一

小的时候，看到穿中山装，或胸前别支钢笔的人，爷爷会带著羡慕与尊敬的眼神说：“文化人”。父亲没有了羡慕，会带著尊敬的眼神说：“知识分子。”我一直没有思考过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知识分子与文化人之隔
一天，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今日点击”栏目，主持人石涛先生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区别：“中共把读书人称作知识分子，是灌输，把人当作桶，土、垃圾等往里装，灌输；文化人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我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不单单是称呼的不同，内涵、含义都改变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怀持良心的文化人
古代的文化人正好相反，他们有心法的约束，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道德上有更高的标准与追求。

比如，〈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无论被皇帝重用，还是被贬官，总是心系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了很多行善积德的好事，不仅自己得善终，而且福荫儿孙后代。有句话“富不过三代”，而范氏家族兴旺了八代，今天还有范氏后代。

民国时期的文人们更是表现出了自己的铮铮风骨。例如梅贻琦，是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著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待他。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帐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著。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这就是讲天地良心的“文化人”的真实写照。有天地良心在，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环境、地位都难改其志。

缺乏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就不同了，没有了天地良心，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了。

追随中共的郭沫若在五十年代曾讲过：过去学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没有一点用，还要重新学才能跟上时代。重新学啥？学习假、恶、斗的党文化。你不这样做，就会被中共视为阶级敌人，打倒批臭，甚至被虐杀。

2007年，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他自我介绍在某市委党校当教师，他大谈中共的政策如何好，然后话题一转：老百姓的生活这么好，上什么访啊？给国家添乱，影响国家这难得的稳定局面。他一下车，有人马上说：“狗腿子。”

我的大学同学和大学老师也有在中央党校工作的，他们很少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章，一发文章都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文章。难得聚会，见上一面，只要一批评到中共，马上就拍桌子瞪眼，开骂：“你忘本”、“谁给你发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吃水忘了挖井人”等。

可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儿女上的大学却不是北大、清华，而是美国的大学。那时候他们也忘记了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忘记了“国外的反华势力”等。

中共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
于是我发现，爷爷辈的人把读书人称为“文化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文化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天地良心的代表，人们看文化人的眼神里有尊敬与羡慕。

到了父亲辈，受中共一系列政治斗争的毒害，天地良心的感受不强烈了，从读书人身上看到的是假、恶、斗，所以接受了中共的“知识分子”称谓。

到了我们这一代，尽管从老人们那里还继承点传统文化的皮毛，但是也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去思考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再到下一代，会发现他（她）们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天地良心的存在，完全是一副反传统、反文化、反天地的模样，好勇斗狠，把黑社会头子当作崇拜的偶像，甚至把住监狱当作光荣的事，把人的生命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含辛茹苦的父母也成了可有可无，把父母当作免费的仆人。

文化人和那些追随中共的知识分子，两者都是读过书的人，看上去没有显著的不同，实际上一个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另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变相摧毁与破坏，最终破坏掉的是人的善念与良知。

有人说，中共不是在大力建庙宇，学生课本加大古诗词数量，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国内大演古装戏吗？正如石涛先生所讲的，没有了传统文化，就如离开水的鱼。

对传统文化的变相糟蹋与破坏，对人心的破坏更可怕，连寺庙道观成了乱发“信仰财”的地方，方丈做起了CEO，寺庙也要打包上市，里面的和尚还有政治地位呢，科级、局级，还发工资配小车呢！据报导西安一个老板手里有七、八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

讲天地良心的文人们得到的是福报，不讲天地良心的中共知识分子得到的只能是恶报。这是每个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最需要明智的选择。要福报？还是恶报？就在自己的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