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长歌

孙中山先生说：“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国军抗战，艰苦卓绝，牺牲成仁者感天动地；忠勇卫国者气壮山河；天降大任者意志坚忍，在成功到来之前卧薪尝胆直教鬼伏神钦。

长沙会战日军碰壁长沙，历史悠久，记载大禹功德的禹碑就在这里。

三国时期长沙是孙坚起兵会盟之地；宋时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于此；明清为中国著名的茶市、米市、陶都。

1938年武汉会战后，第一期抗战结束。第二期抗战以来，日军战略从“三月亡华”、“速战速决”改为“以战养战”；国军战略则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因此，对双方来说，用于支撑长期对战的粮食尤为重要。

古语云“两湖熟，天下足”，湖南是中国第一大米仓，长沙会战也可以说是一场国军与日军的米仓争夺战。又由于长沙是通向大西南的门户，日军若攻占长沙，进可直逼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长沙会战前后历经三次，可见长沙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

1939年9、10月间，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一方面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打击敌军（中华民国国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里，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另一方面为达到其“以华制华”目的，日军想在是年双十节，一举攻下长沙，给与其勾结的汪精卫伪政权壮大声势，顺便稳定一下日本国内厌战反战的人心。

国军方面，早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4、5个月前，蒋委员长已于1939年4月15日电谕：“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击。”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是按委员长这一指示办理。

陈诚战场协调能力惊人
9月，日军来犯。当时陈诚多在重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由副长官薛岳代理。9月中旬，日军分三路进击，薛岳奉令后撤汨罗守军，日军长驱直入。29日，长沙隐闻炮声，蒋委员长速命陈诚同白崇禧星夜入湘。动身前，陈诚提长沙“守”与“不守”两案，奉批“不守”，陈诚遂与白崇禧飞湖南株州面晤薛岳，传达统帅意旨。

薛岳以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愤然说：“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白崇禧则坚持应将日军主力更深入引诱至长沙以南的醴陵、株洲、衡阳一线，削弱日军的战斗力，再伺机给予其重击。

陈诚见两人意见不同，担心争论过久有碍戎机，调解说：“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说完后，陈诚当即向薛岳询问部队情况，薛岳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陈诚见情况如此，一面与白崇禧商议，令薛岳反攻，一面将薛岳要求坚守长沙的决心及当时情况立即上报给蒋委员长，请委员长准予薛岳因时因地制宜。薛岳也打电话给蒋委员长，请求一战，并誓言：“如果湖南战胜，是国家和委员长之福；如果战败，我就自杀以谢国人！”

10月2日，第九战区获准反击，国军对深入之日军予以猛烈侧击，当地民众也踊跃协助国军作战，日军遂狼狈逃窜。到10月6日，竟完全恢复战前原态势，日军10万大军碰壁，国军取得长沙大捷。

军事第一 第六战区第一
第六战区于1937年设立，实际未能正式组建。1939年重设不久，归入第九战区。1940年6月，宜昌失陷，7月1日，第六战区第三次设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并作为拱卫重庆的屏障稳定下来。

宜昌失陷，川东第一道大门被打开，时逢德、意、日轴心形成过程中，日军为示强大，极有可能大规模奔袭重庆。因此重设后的第六战区，重要性有后来居上之势，是当时阶段抗战的重心所在。蒋委员长在一次重大的会聚场中，当众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第六战区重设后，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区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湘西、川东、黔东等地。这一地带山岳连绵，地势险绝，即孙子所说的屺地、绝地。要是能够运用得宜，进可光复宜昌、长沙、武汉，退可拱卫川、黔，保障重庆安全。日军如若来犯，则可选择适当地点，予以歼灭性打击。

陈诚到任看到第六战区存在著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诸如部队缺额、军粮、军需、部队政工、卫生医务、训练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当解决，就谈不上达成作战任务，不可能担负起战区所负使命。

为达成使命，陈诚带领第六战区同仁，解决了一个个问题，枕戈待旦，拱卫陪都，使日军在六战区内始终难逞凶焰。

鄂西会战日军图谋重庆
陈诚在抗战时期多次受到临时派遣，东奔西驰。1943年2月11日，陈诚奉蒋委员长之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由孙连仲代理。

正当陈诚全力推进远征军训练、补充、整顿工作时，5月14日忽接林蔚电话：委员长要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战事。

事情是这样：1943年4月，美军、英军在太平洋战场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不能迅速解决在中国战事，造成军需大量增加，又因美国带头对日本原材料进行禁运，日本工业频临崩溃。所以日本希望立即解决在中国的战争，于1943年2月15日至6月初发动了鄂西会战。5月时，战事告急，日军意图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并摧破重庆门户，日陆军部杉山元参谋总长亲临武汉督战。

鄂西会战是第六战区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接到林蔚电话后，陈诚觉得战事紧急，不能置身事外，遂请林蔚转报委员长准其回鄂指挥。
5月17日，陈诚飞抵恩施，浮动的人心始渐安定。

日军方面，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横山勇将其指挥部迁至宜昌市。

横山勇调集约10万兵力，100余架飞机，150门左右山野炮，向第六战区及江防军驻守的鄂西地区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歼灭此地国军，攻占扼守长江天险的川江第一大关——石牌要塞，进而威胁国军抗战指挥中心重庆。

5月22日，蒋委员长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陈诚将这个任务交给自己一手创建的第18军11师，并预作孤军作战准备。时任第11师师长的胡琏接到命令后回答：“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18军荣誉。”

5月29日，敌军攻势达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攻势甚烈，攻击要塞之日军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国军舍身死战，日军强攻5日，终于败下阵去。

5月30日，日军露出撤退迹象，陈诚下达追击命令。至6月12日，第六战区收复了被日军暂时占领之地，各部队返回原驻地，双方恢复到战前态势。鄂西会战以国军胜利而告终，日军重创第六战区主力、占领石牌、谋取重庆的企图破灭，且“几无所得”。

鄂西会战获胜振奋中外鄂西会战杀敌致果，振奋人心，同盟国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5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雷诺兹（Robert Rice Reynolds）评论说：“中国军队在鄂西之大捷，足以表现中国军事力量，乃盟国制胜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伦敦6月6日路透电：“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为第一次。日军……直趋重庆，但此项企图，宣告粉碎，损失人员达3万余，并沿长江200英里之全线溃退。”

《中央日报》社论说：“抗战六年，不可讳言，人心已相当疲惫。……及鄂西捷报接连由前方传来，且战果丰硕，为近年所罕见，这在后方人心上，不啻下了一场透雨，爽快滋润，生意盎然。这是一大定力降落在抗战的大后方。这一股定力，使疲惫的人心得到兴奋。”

鄂西会战中外赞扬、民心提振，蒋委员长高兴不言而喻。6月29日，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白崇禧、林蔚等人到达恩施，祝贺鄂西会战取得胜利，对陈诚予以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