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这是中华文物辗转上万里，播迁十余省的缘故。在烽火紧急中，无一箱少，无一物损，可谓奇迹。

前情提要：对日抗战开始，文物西迁共计1万6735箱。首运故宫精品80箱，续运第二批文物2084箱。首都南京沦陷前，再以水、陆二路抢运1万4571箱，最后留在南京仓库不及运出的文物剩2900多箱。

八年抗战 文物西迁
——中路水运7285箱
文物西迁分三路，北路陆运要翻越秦岭，行驶蜀道，最为艰难；中路水运则是迁运文物最多的一路，最后一批启运是在南京沦陷的前四天。水运主要走长江水路，以湖北汉口为第一目的地，文物抵达汉口时，汉口情势也紧张了，于是决定将文物继续疏散后方。连同早先第二批文物2084箱，共计9369箱，西行至宜昌，待长江水涨后，续运至四川重庆。

文物抵达重庆正是民国27年（西元1938年）秋季，前面在陆运时提到，民国28年5月重庆遭敌机轰炸，警报频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决定存成都的文物迅运峨嵋；存重庆的文物则经由宜宾转往乐山，以乐山安谷乡中七个祠堂作为库房。

重庆到宜宾的迁运如期完成；而宜宾到乐山的水路则出现大问题。这一段水路每年只有二、三个月可行驶轮船，此时待运文物集中在城内，如不能在水涨期间及时运出，万一敌军来袭，即不命中，也再难抢运。情况紧急，临时工作人员又常闹意见，整个七月只运出一船，故宫乃改派那志良前去接办，才总算在九月中，将存宜宾的文物全数运往乐山。

乐山到安谷乡还有一段路程，这条水路是长江上游府河与岷江的交会处，水流湍急，全靠船夫用缆绳拉曳木船逆流而行，尤其在乐山大佛前，更是危险。当时故宫的一艘木船在此处被水冲击，缆绳断了，卷入急流，眼看就要撞上高达十数丈的大佛而沉没，就在这惊吓震动中，船被安然冲上沙滩，人、船、宝均安，可说是神佛庇佑。

三路西迁的文物最终分别储存在四川的峨嵋、乐山和巴县。民国34年8月（西元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故宫依序将这三处的文物集中至重庆，循水路复原还都。全数抵达南京是民国36年岁末，点查当时陷京文物2900余箱，大致完整无缺；各文物机关陆续复原，一切充满希望。

徐蚌战事 文物转运台湾
“东山又有火光照”，中共扩大作乱，文物还京仅一年之后，又踏上流离的命途。民国37年（西元1948年）秋，徐蚌战况（淮海战役）紧急，首都渐受威胁，顾及文物的安全，再次有了迁运的考量。故宫常务理事多人在翁文灏理事长寓所集议，与会人员一致主张迁运到台湾。

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各自负责迁运箱件的选择与整理，挑选的唯一标准就是提选精品。

迁台文物分三批运输，最后一批文物在民国38年1月28日（西元1949年）下午，于南京下关码头装船至三千吨的昆仑舰上。这一日正是黄历新年，细雨霏霏，码头上人迹稀少，一种凄凉景象……

文物迁台的准备时间较抗日时期从容，却少于上次的一万多箱，杭立武先生写道，原因有三：（一）迁台文物是有计划的挑选，量虽不多，但95%的精品全运到台湾。（二）一般人认为中共与日本不同，应不至于对文化遗产有所损坏，但谁也没料到，他们会放任红卫兵毁弃文物古迹。（三）错估中共军力是一时暴起，难以持久，所以政府疏散，民间避难，均未及预做长远的打算……
民国54年8月（西元196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外双溪馆竣工，中华文物安存于此，结束了自西元1933年以来漂泊的岁月。（完）

见杭立武著《中华文物播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