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七人鉴定组合影，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在品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徐邦达指出乾隆认为是真迹的“子明卷”是假的。这令在场者都大吃一惊。徐邦达经过仔细考证，发现乾隆御笔题跋多次的“真迹”上的题款不合元代的规范，实为后人的仿作。而被乾隆判为赝品的“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才是真迹。这一翻案震动了书画界，被打入冷宫的“伪作”得到了平反。

徐邦达对书画的喜好，一是出于天性，二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据徐邦达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有名的李醉石、赵叔孺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又入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在旁人看来，年轻的徐邦达已然成为了鉴赏家时，他购进的第一张画却是赝品。18岁的徐邦达在经纪人处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画作，那画尺幅不小，笔墨精到，经仔细辨别，确认它是真迹，便豪爽地以高价买下。当徐邦达兴冲冲地将画作拿给赵叔孺，他一看即知赝品，是清末的苏州片。赵叔孺问花了多少银子，徐邦达嗫嚅道花了20两黄金。赵叔孺听了淡淡一笑，说这件苏州片还是很好的，20两黄金虽然贵了些，权当它吃了一帖补药。用徐邦达自己的话说“20两黄金买了件赝品，教训深刻”。他把这教训记了一辈子，并将其变为动力，到吴湖帆处学画、品画时格外用功。

这为徐邦达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吴湖帆教弟子学画的习惯是，按弟子画艺的进阶，各出一件收藏的真迹让其临摹。临摹中吴湖帆会指点一二，但主要靠自己感悟。吴湖帆出《剩山图》时，徐邦达临摹得十分认真，还与老师一起品鉴黄公望的笔墨与元人的题款特征。徐邦达临摹了数张《剩山图》，也把它的一切信息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后来，他据此研习经历鉴别出《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和“子明卷”。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书画鉴别的开端。同是收藏大家的张葱玉对徐邦达的人生轨迹起到了导航作用。

徐邦达意识到成功的要旨在于向社会的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元素，他随即隐居至嘉定，埋头创作，画了大量的山水画，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

1949年后，徐邦达和好友张葱玉一同应聘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后来，郑振铎担任中央文物局局长。当时百废待举，文博行业尤其需要特殊人才。郑振铎想到了张葱玉，一纸调令将其召入北京，让其鉴定历代书画并筹建故宫书画馆。张葱玉赶到北京，并推荐了徐邦达。徐邦达接到电报有些忐忑，征询老师吴湖帆的意见。吴湖帆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评审委员，知道入故宫工作对书画家意义重大，他看过后说，还等什么，去!

徐邦达到北京后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是与张葱玉一起收集、鉴定古书画。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作品我就动员他们捐了，不行的就买了。”

连做梦都离不开古代书画的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藏品。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