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亚洲与美国》杂志曾这样评价卢作孚。这位民国实业家，“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一生探索救国之路，曾缔造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奇迹。历史的1950，他的选择终覆灭了毕生理想……

革命救国：参加辛亥革命

卢作孚（1893～1952），生于四川重庆。八岁入瑞山书院，十四岁小学毕业后辍学，开始大量阅读自学，先后考取师范、测绘、军医等类多所免费学校，但均未赴读。

1910年，受孙中山先生感召，参加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与四川保路运动。

1914年，卢作孚离开四川到上海寻求革命救国真理。当第一次行于长江之上，除了感叹“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山川秀美、江河磅礴，也慨于千年间河山犹在，江上已是列强之国船只穿梭。

实业救国：创立民生公司

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轮船公司，适逢长江上游航业萧条，卢作孚写到：“没有任何理由要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当时长江上游各轮船公司皆以货运为主。本著“民生”理念，卢作孚打算创办以客运为主的轮船公司。

初期虽惨淡经营，民生后来却发展为拥有北川铁路、天府矿业、三峡染织、西部科学院等实业的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轮船140多艘，员工近万名。

他曾向蒋夫人宋美龄陈述自己的实业创业思想：“要提倡一种风气：社会各界都来办实业，都来促进工商业。还要提倡艰苦创业，……要把孙总理那句话好好提倡提倡：“各界上流社会的先生们，不光是要做到『做大事，不做大官』，还要做大事从做小事做起……”（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942年，民生公司所属的“民勤”轮在湖北江边接运行军演习的士兵，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拍摄的。（图片及图片说明来源：网络杂志《中国军舰史月刊》）

建设救国：推进北碚建设

1927年，卢作孚开始建设北碚。他借温泉寺的温泉、古迹、山川天然之圣，兴建北碚温泉公园。这所公园后来成了北碚的风景、历史、人文、抗战名胜。与此同时，卢作孚还开办了石印厂、织布厂，架设电话线网，推进北碚建设。

1930年，民国学者、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人到重庆，惊叹的在《四川游记》中写道：“于此水乡山国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

教育救国：开办兼善中学

兴办学校、教育民众是卢作孚的另一救国思想。早在创办民生实业之前，他已从教十年。后来又创办图书馆，开办兼善中学。

谈到兼善中学“兼善”的意思时，卢作孚向宋美龄解释说：“这个『兼』字，古代是『总体』之意。您知道，孔子主张『泛爱』——广泛的爱一切人；耶稣主张『博爱』——普遍的爱上帝的子民。而墨子主张『兼爱』——首先要爱人类之总体……”（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战时救国：运送人员物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将四川作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安排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11月，国府发《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告曰：“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随之，厂矿、机械、学校、人员……陆续向重庆迁移。

1938年1月，卢作孚受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他人生最为辉煌荣耀的时刻即将到来。随国府的迁移入川计划，是年秋，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武汉等地的物资、人员已集中到了宜昌。当时，沿江两岸堆积机兵工、航空、重轻工业机器设备约10万吨，等候者3万余众。

由于宜昌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暗礁林立、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夜晚不能航行。按当时的运力计算，人员、物资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急迫的是，距川江枯水期到来仅剩40天。多重因素的压力下，码头上待买船票的、待办货运运输的、难民难童……场面噪杂混乱，人们情绪恐慌急躁。

卢作孚目睹当时境况，依据对多年在三峡航道的航运经验，很快拿出如期将人员、货物运出的腹案：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由宜昌直运重庆；出重庆要满载出川抗战的军队；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增加雇工，征用民船以运载轻型物资；二等舱铺位改为座票，增加客运量；降低收费，难童免费……

史称“宜昌大撤退”的运输紧张有序的开始了。40天后，3万人全部送走，10万吨器材运走三分之二。当枯水期到来，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再用20天，将剩余器材全部运走。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些入川物资，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由民生运出的川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是战时民生公司船员卧舱床单上印著的字样。

精神救国：中华生生不息


俭约朴素、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卢作孚还是当时精神救国的典范。

美国《亚洲与美国》杂志曾专访这位中国船王，他们惊讶的写道：“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著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日军从1939年起，对重庆进行了五年半的大轰炸。一次，卢作孚邀宋美龄参观“生生花园”。这所花园曾被炸的寸草不生，但仍在战时，已被修葺成小小的世外桃源。当被问及日军再炸该怎么办时，卢作孚回答：“再炸？我们再修！你看，都邮街，夫子池，那些繁华地带，不是炸了又修，修了又炸，炸了再修，反复几轮了吗？可是，今日，都邮街，夫子池，所有这些繁华街道，照样车水马龙，市面热闹！这就是我们大中华的民族精神……”（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救国绝路：哀莫大于心死

1949年，河山易色，中共建政。11月，卢作孚飞抵香港。1950年，卢作孚作出了抉择。

6月，他率船队赴陆，赞同公私合营；10月，回重庆；当年年底“三反”、“五反”席卷全国，平均每天自杀的工商业者及他们的家人在10人以上。民生实业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同样受到冲击。

1952年2月，发生蹊跷事件，民生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大会，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股代表张祥麟把矛头指向卢作孚。

接著，曾在卢作孚家中吃住，受卢作孚恩惠甚多的通讯员上台揭发卢作孚，称他为“资本家”进行斗争，其间会场多次高喊口号。

当晚，卢作孚吞下安眠药。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多年后回忆写道：“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之后，中共内参报导了卢作孚“畏罪”自杀的消息。

“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民国大家梁漱溟这样评卢作孚。卢作孚一生秉持中华传统精神，探寻救国之路，怎料走上绝路。他的死不是谜，“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为卢公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