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9月至11月，我们的大学又停课了！全校师生要响应“领袖”关于“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的号召，学校大停课，全校师生大炼钢铁。今日回忆起来真是又可笑又荒唐！古人说“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是说事物发展到极度则向相反方向转化，时运到了尽头也会发生变化。

大学生参加炼钢
经过几年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国已被折腾得民不聊生，民生凋敝，万马齐喑。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被当局整怕了，个个灰头土脸地整日抬不起头来！国计民生，人民生活死气沉沉。

“领袖”又要“阳谋”，号召全民“振奋精神”，“鼓足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发展“以钢为纲”，农业发展“以粮为纲”。然而，执政者本性没有变，除了暴虐性外，欺骗性愈演愈烈。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造假运动集这几年欺骗、造假之大成突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由辽源煤矿办学回校，马上投入了大炼钢铁之中。

我们青年大楼学生宿舍区的标准田径运动场好似遭到“敌人”的大砲攻击，满操场挖的是坑，“土法炼焦”。我根本不懂炼钢技术和操作程序。这期间，我一反常态，“组织”要我干甚么我就干甚么。砌土窖烧块煤成焦炭，用焦炭炼铁，不知哪里请来的师傅给我们指指点点，我们就成师了。火候和时间别说我们掌握不准，连请来的师傅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我和几位同学心里都明白，只是口里不说。烧了几炉焦炭，运到哪里去了，是否能炼出钢铁只有鬼知道！？

当时我们由青年大楼学生宿舍搬到和平大楼学生宿舍，我们年级的四个班打散了，为了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更方便，组成三个班。我由原来的第二班改编后到了第一班。这个班的同学，虽然相互都认识，但是平日接触少沟通少，仍显陌生，跟我一起编到一班的原二班同学其中李荣辉、张生云和长沙的小女孩孟群育，往日对我比较好，无形中在新班中成了同声相应、同性相随的朋友。

四个好友
李荣辉比我大两岁多，入学前是锦州市一个由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小学老师，个头不高，篮球打得特好，又是学校文艺队小合唱队的歌唱队员，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与他建立了一种“同智相谋、同美相护”的关系，起因于他很像我高中的同窗好友曹崇尚，无论是个头长相，爱好特长，心智聪慧都想似。相知无远近吧，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张生云是吉林市人，市师范学校应届毕业考来。他自恃高傲不合群，总是夹著书本不知钻到哪里去了；班上的同学与他也就是相见一笑的关系，似乎与谁都没有交情。

我与他也算有缘。我是个悠闲情绪浓重的人，加上在武汉老乡中有一定威望和人缘，有空了常去“老乡”那儿“串门”。有时去中文系武汉女伢宿舍坐坐，时间长了，知道那女伢同室的女生张灵芝是张生云中师同窗，中师时代就是“一对恋人”。读二年级后两人却是若即若离，同病相忧。

我也发现张生云整日愁云满布，更不爱与人来往。有一次在食堂吃晚饭，我买了饭菜见张生云坐的饭桌只他一人，就过去打招呼（平日他对我稍有好感善意），吃完饭后我说：“生云，晚上到哪去自习？有空‘咱俩唠唠’？”我尽量用东北腔调发音。他却哈哈大笑：“听来好别扭”，又说道：“武汉话并不难懂。”我也笑了。那好，我有了与他聊聊唠嗑的时机。

乱世中的友情
也许正是我与张生云“唠嗑”的过程，我第一次“发现”（也是“自我感觉”）我怎么“这么能开启别人的心扉”，头头是道，引经据典（所学心理学知识），打动了张生云逐渐发冷的心，他表示我讲的开诚相见、对之心悦诚服。

我立即又去找“武汉女伢”，要她叫张灵芝主动约张生云。他们长谈后很快和好如初！从此张生云五体投地佩服我。我们成了知己一心的朋友。可是张生云给“组织”建立的印象没有改变，“高傲自恃”、“脱离群众”、“不靠拢组织”……大学毕业时，一张“中右”（分子）的鉴定表就把他“送到”了青海省。遭了20多年的殃，受了20多年的罪。

1986年，我去青海参加一次“教育控制论”的学术会议，遇到了他。已是一个驼背弯腰的小老头，其实他也只大我不足两岁，夫人是当地中学老师。把他遣送到大西北，他经受歧视、饥饿、被土匪追杀的经历，又经受过张灵芝不愿意来青海最终离婚的经历，他的“自恃高傲”、“仰起头做人”的操守已不复再见。我想起来，心里就觉得疼！

长沙女孩孟群育，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比我小一岁，高中毕业考入心理学专业。人长得漂亮，容颜娟好，宜笑宜颦。衣着质地平常却式样新颖，很逗男孩喜爱。由于是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很好，尤其俄语成绩拔尖。不过同学们觉得她好像缺点甚么，平日常常直言取祸，不断得罪人；也常常恕己责人，老是挑剔别人的毛病，不喜欢她的女同学为多。

不知何故，但我和李荣辉、张生云结为知己好友后，孟群育主动靠拢我们三人，逐渐如影随形。正好都指派去“大炼钢铁”。
搬教授的钢丝床

我们三男一女守着一炉烧煤盼望变成焦炭，费尽了心思不说，整日灰头土脸，个个是一双“卖炭翁”的手，擦多少香皂都洗不干净。守着烧煤，整天坐在炉旁，看似忙碌却真是无所事事。这宝贵闲暇却成了我们四个朋友放下警惕无话不谈的机会。逐渐流露出对这几年政治运动的不满，对今后的前程惴惴不安。担心学无成效，劳而无功。

一个好端端的运动场，四周熊熊烈火，烟雾缭绕。两个月后一斤焦炭也未炼出来，炼焦人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只是早就盼著上课或者来点甚么“新的任务”。出不了焦炭就炼不成钢铁，也就完不成增产计画。更损的一招来了，上级发动大家捡钢材、挖钢材、拆钢材。一时间马路上盖下水道的盖板被撬

走拿去炼钢，铁窗户架拆去炼钢。
好家伙，不知谁的主意：去搬教授家的钢丝床。胆大的学生敲锣打鼓走家串户来到教授家里，强拆强搬，“反正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他们“捐出”钢丝床“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做贡献！一些家里有钢丝床的教授，个个吓得五内如焚。尤其是一些南方教授，睡不惯东北的土炕，家里都是睡床，木床或铁床。只好忍痛忍辱忍羞地交出来。

我们四个伙伴经过激烈的思考斗争，故意拖延拆土炉时间，不去“抢夺教授的睡床”，想办法无声无息地混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四人小组毫无“战利品”。再拖几天一定会露出破绽！好在强拆强搬教授的钢丝床没有到半月，“上级下令纠正”此等“强盗行径”，原物退还，毁坏赔偿（学
校赔偿）！

我们四人因此出了一身冷汗也接受一次深刻的教训！可“组织”对我们四个伙伴的关系“看出了点门道”。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我们四人成了“小集团”遭到大会批判。好在没有给我们冠以“反党”、“反动”、“违法”、“落后”等名词，似乎就是一个“自由散漫”或“自由主义”的“小集团”，也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批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