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两会）罕有因武汉肺炎疫情延后举行。英国学者认为，疫情动摇了习近平的地位，他拟通过推迟两会，重新掌握情势，减少有人利用会议的机会发表过激言论而自保。

根据《美联社》报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Steve Tsang）指出，武汉肺炎疫情动摇习近平的地位，他只有通过延后举办两会来采取果断措施及控制损失，重新掌控局势才能够把“损失最小化”。

曾锐生表示，“人大”并没有实权，所以没有理由要在中共控制人们出行、禁止大型集会的时候召开这两个会议，使两会延期也可以减少有人利用会议来发表激烈言论的风险。

不过曾锐生认为，尽管习近平认为有必要自保，但是他延后召开两会的做法是种积极的防御行为。

24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推迟草案，确认人大会议将延后举行；而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建议政协会议延期，两会的开会时间都将另行决定。这次也是自1995年中共建立定期举行“全国两会”制度之后，首次推迟举行。

香港《明报》2月20日有文章援引消息称，习近平本不想延期，因为这是不光彩的记录。但一来疫情确实凶猛，上万人聚集北京风险极高；二来李克强坚决要求推迟，且政治局常委也多数赞成两会延期。

香港《苹果日报》早前披露，习近平和李克强在1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中，对3月初是否召开全国两会等问题争论激烈。以习近平为主的习派常委认为应如期举行，目的是要“稳定”人心，对外表现所谓太平盛世；但以李克强为主的其他常委却认为武汉肺炎是“国难”，将会影响大陆经济数字，政府工作报告亦需修正，建议延期召开。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可持续性和北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遏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习面临着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现在最普遍的质疑，在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党中央，最迟在1月7日甚至1月3日就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却等到1月19日紧急派遣专家前往调研后，才在1月20日作出指示并启动防疫措施。在时机上，至少被耽误了2周。而这致命的2周，酿成蔓延全球的重大疫情。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向央视表示，疫情“披露的不及时”，是要中央“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周先旺的表态，被中国内外广泛认为是在“甩锅”，且是“把锅甩给中央”。

中央社表示，更重要的，周的言论让中共中央感到尴尬。

另外，早前还有传闻指，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落马，但有关消息随后未被证实。相反，高福还罕见透过港媒放风，指1月初已将疫情报告并警示中央，但高层不为所动。

在屡遭批评贻误时机不作为之后，习近平动作频频，至少常委会政治局会不断。党刊《求是》杂志2月15日公布的习近平2月3日那次常委会的讲话，似在回应舆情的指责，用意是说习近平早就知情，1月7日他就已亲自部署指挥应对武汉疫情了。直到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新华社通稿再次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疫情形势，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等等。

《国家利益》报导认为，对于习近平而言，武汉疫情的爆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其很难把武汉地方当局当成替罪羊。

而在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病毒丧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与愤怒，尽管这些帖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中国著名敢言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许章润后被证实被软禁。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不过他也很快在广州被捕。

甚至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2月4日，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来喊道，“习近平，下台！”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

时政评论员高峰刊文说，武汉疫情爆发以来，除了民间声音，中共党内反习势力也一直在对习发难。如果召开两会，不仅有疫情扩散的风险，而且政局也可能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这才是推迟召开两会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