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昭

大家好，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闹出了观众“反政府起义”。

国家大剧院观众“起义”本身是个非常戏剧化的事件。事情的由来是：德国的邵宾纳剧院在中国巡演，带来的剧目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这出话剧创作于1882年，故事的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个小镇的医生，他和他的哥哥——也就是市长，共同发展小镇的温泉浴场项目，它会成为小镇的经济支柱，但过程中发现温泉被污染了，污染源是一家制革工厂，游客来洗这个温泉反而会患病，于是他就报告给政府，希望面对真相、解决问题。但政府担心处理这个问题会影响小镇的声誉从而影响经济，所以对他的投诉置之不理，当地媒体也帮着隐瞒消息。市长，就是斯多克芒的亲哥哥，也劝他得服从多数人的想法。但我们的主人公拒绝妥协。心想：找政府、找媒体不行，我直接说服群众就完了呗。所以他举办市民大会，希望公众能挺身而出支持真相。他的角色实际就转变成了志愿公益维权者了。

结果我们的主人公是图样图森破，把事情想简单了，当地居民指望着温泉浴场带来旅游业的繁荣，自己能发财。公布温泉被污染的真相，等于让他们的致富梦破裂，所以市民们对主人公群起而攻之，指责他为疯子、人民公敌，原本支持他的朋友在人民群众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也转变了态度，斯多克芒被彻底孤立，这出戏的结尾有句经典台词：“世上最强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呢，跟中国也差不多呢？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性不变，故事不管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21世纪；不管是在外国、还是中国，矛盾冲突的主要结构也不变，连表现方式都差不多。这出戏的结尾有个互动环节，台上的演员问观众：“是什么让大家对主人公产生了好感”。这下可热闹了，中国观众的踊跃程度超出意料，《南德意志报》的记者描述说，有人喊：“因为中国的媒体也不讲真话”、“我们也希望言论自由”、“我们的政府也一样不负责任”。这下把国家大剧院的领导吓坏了，在首演的当夜，连夜与剧团开会，要求删掉互动环节，剧团表示改剧本滴我们不干。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把互动环节给简化。最后演员对台下的提问改成：“谁赞同这位疯狂的极端分子的话？（指主人公斯多克芒）结果台下观众全都举起了手，但就是这样的阉割版，仍然还是不得善终，在剧团到下一站南京演出的时候，剧场方以舞台技术故障为由取消了演出。

这场剧院里的“反政府起义”让我想到的是两件事，一是我们星期三说的“操纵真相”；二是一个叫“沉默的螺旋”的传播学概念。我们前天说了：陷入深度妄想的人，出于妄想破灭带来的自我认知崩溃的巨大恐惧，出于强烈的自我保护的动机，会选择消灭真相，而不是消灭自己的妄想；所以他们会有强烈的欲望控制他人、要控制他人就要掌握权力，他们认为掌握了权力就可操纵真相，可以随意塑造人们头脑中对的印象，妄想者就可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了。

但妄想者之所以被称之为妄想者，恰恰就是在于他们真的相信真相是可以被消灭、被完全操纵的，他们拿出一个东西对大众说：这就是真相！大众真的就买账、照单全收了。在有一段时间得手之后，妄想者会成功地愚弄自己，坚定了对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心，从而走向更深度的妄想和疯狂。国家大剧院的“观众起义”恰恰说明哪怕拥有最强大的权力，操纵真相仍然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事。恐惧是这个妄想者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之所以造反事件能在剧场里发生，是因为剧场环境有助于缓解恐惧感——黑灯瞎火的，我喊两嗓子、别人也跟着喊，反正也查不出是谁喊的；同时互动是戏剧的一部分嘛，我也是配合演戏，也不是真的在广场上喊口号。这种氛围有助于缓解恐惧，释放出内心真实的声音。

由这个事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所谓“沉默的螺旋”，它是一个大众传播学的现象，它是由德国政治学者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伊曼在1980年代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个人表达意见的时候，总是会尽量从周围的环境中寻找支持，避免陷入孤立，受到社会的惩罚。所以人们在发表意见之前会先在头脑里完成一个统计和评估的过程，觉得自己属于“优势”的意见，就敢于说出来；如果觉得自己是“劣势”的一方，就会选择沉默附和。而所谓螺旋式的传播过程，就是指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优势增强，这种对手的气势见长，又会反过来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的人转向沉默，就形成一种螺旋式效果递增的循环，“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
但这种情形，经常并非真的是优势、或劣势意见的客观反映。社会上的意见分布是什么状况的，真的认同“伟光正”的人有多少，他们又是哪些年龄和哪种职业的人？绝大多数人对此是居于无知状态，他们就很依赖媒体上某种意见出现的频率来判断，所以掌握大众传媒的人就有扮演“多数人意见”的能力，他所讲的那一套可能只是极少数的人的看法，却能伪装成多数人的意见。而真正的多数人呢，却因此误以为自己是少数人，反而选择了沉默。

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大家经常所说的“自干五”和“脑残”其实未必有那么多，只是在中国他们的嗓门比较大、同时在中国各种舆论场合，他们强势地居于“政治正确”的地位，同时还扮演着监视和告密者的角色，谁要反驳他们，他们就去向网管或“相关部门”举报，从而增强了他们的优势。而持反对意见的人，既然不敢公开表达（有表达也不清晰），别人也就没办法识别你，和你有共同看法的人也就无法向你聚集形成舆论社区，在“沉默的螺旋”中，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孤立。但你真要把这个社会的“无知之幕”撤掉，有一个算一个地点卯，你很可能发现对方才是为数很少的一撮人。所以很多朋友不用太悲观，你其实很可能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孤立。

可能有朋友说那你凭啥这么有信心，”自干五”就是少数呢？万一真的有一大群人被洗脑洗得很彻底呢？因为我对人类的本性有一个抽象的判断，就是完全的理智虽然很难，但完全的不理智也同样困难。随着现实荒谬程度的增加，一个人必须完全放弃判断能力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自干五”。而完全放弃了判断能力，事实上他又在社会上无法生存，哪种骗术他都会中招，任何骗子都能在他身上得手，这种人立刻又会被社会淘汰。因此成为一个生活中的成功者（至少是幸存者），和成为一个合格自干五这两件事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前者。

这种状况就好象是——要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或修炼者虽然很难。但要成为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其实也同样难。很多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你远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定。绝对的无神论者其实我迄今还没有碰上一个，就连台上做报告的共产党干部，当他人生陷入迷芒的时候他也会求神问卜、算一卦。我见过不只一个痛斥封信迷信的干部，在他遭到牢狱之灾，或者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态度180度转弯，祈求神灵的帮助。绝对的无神论者也许有，但我还没看到过。

不扯远了，这里想说的是，绝对的脑残和自干五，其实是很少的，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抽象判断。这是从国家大剧院“观众起义”事件引发的讨论和发挥。

说到这里，想到国内财经评论人吴小平写的那篇引起恐慌的文章《中国私营经济应该逐渐离场》。这个论调引起了社会巨大的焦虑，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呢？大剧院“观众起义”是在特殊的场合恐惧感减弱，真情流露；“私营经济退出论”是增加了恐惧，都和恐惧感有关。邪恶统治世界主要依靠两种人性的弱点。一是贪婪、二是恐惧。现在中共能让人们贪婪的机会在减少，这不是说人性变了，而是人们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现状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得力工具减少了一个，坏消息是中共将会更加依赖于仅剩的另一工具“恐惧”来控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