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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天，全世界最瞩目的事情就是伊朗的全国性抗议了。这事从12月28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五天了，它也是继2009年之后，伊朗最大规模的政治性反抗活动。关于伊朗的状况，中国那边只是在转发伊朗官方媒体的报导，但是在互联网上还是有不少人在热烈的讨论。在海外中文推特上面，有很多希望中国发生民主变革的人士，也是以很高的热情在关注伊朗事态的进展。


当然他们是希望伊朗这一次能够取得比2009年更大的成果，给中国人也带来鼓励和启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伊朗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因素，有多少在中国社会也具备。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伊朗事态的最新进展。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从星期一到星期二之间的那个晚上，又有至少9个人在示威活动中丧生，之前到12月31号就已经有超过10人丧生了。所以从目前的事态进展来看，冲突的激烈程度已经接近于2009年那次绿色革命了。那一次那是由于当时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连任成功，然后引发了舞弊的指控，从而引爆了民怨。2009年那次伊朗的抗议最高峰的时刻，在德黑兰有300万人示威。但是这两次伊朗的抗议风潮有很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两个。第一个，2009年的示威活动是从首都德黑兰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而这一次的抗议是从伊朗的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开始向全国扩散。首都德黑兰确实也是出现的抗议活动，但是规模比2009年显然要小。总体来说的这一次示威对政治中枢首都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小于2009年的那次。


再有一个不同就是诉求还是有差别的。2009年那次示威直接针对选举舞弊来的，矛头对准当时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示威者抗议要求扩大伊朗的民主和自由。这次抗议活动，他最早的起因不是直接政治性的，他是从抗议食品涨价和高失业率开始的，进而扩展到政治诉求，对现任的改革派总统鲁哈尼也表达不满。


总之这些年一直都有星星的火种埋藏于伊朗社会当中，对现状不满终于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引发了燎原大火。所以这种引燃的条件有多少也存在于中国社会当中呢？我把伊朗这种引燃事态的条件主要总结为三条。第一就是经济条件是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第二就是长期的艰难处境给民众心理带来的影响，长期的民生艰难、经济困难；第三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目前这三项条件在中国有的具备，但是不像在伊朗那样成熟。


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主要来分析第一条原因，就是经济原因。高物价和高失业率。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在近年一直是持续贬值，去年下半年伊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3%。这次起义它的直接起因就是鸡蛋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猛长，引爆了人们的不满，所以我称其为“鸡蛋抗议”。


中国由于这种剧烈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有没有？其实这种风险在早几年就存在，中共政府他至少这些年在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2010年到2011年，中国曾经经历第一轮农产品价格的猛长，大蒜、白糖、食用油、绿豆等等，这些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当时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比较复杂，比伊朗这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成因要复杂很多。


事后总结，有中国的农产品周期性，还有中国的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很低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以小农产为主，这种小农生产的单位成本过高，从菜地到餐桌中间环节又多，然后每一个中间环节又加价，最后就造成消费者去购买这些菜、肉的时候价格上涨很快。


同时当时还有个情况，就是大量社会闲置资本，这些游资在寻找投机的机会，所以对农产品囤积、居奇。所以中共政府这么几年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经验来应对这种情况，他从鼓励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来稳定供给，到减少物流环节，到防范金融风险，所以他这方面的经验的也算是比较多了。


中国和伊朗相比，在经济条件上很明显的差距是这两国的经济总量差别很大，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差别也非常的大。伊朗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它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很高，所以它的石油经济振作不起来，他的货币就会持续贬值，它必然就直接传导到的物价上。中国经济体量大，它各种元素和变量就多，它能玩出来的花活就比较多，政府他能够选择的政策工具就很多。它可以通过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去扶持一些增长点，去抵消另一些损失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非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否则不太可能出现伊朗鸡蛋革命那样的经济条件。


所谓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就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你没有办法通过分散投资来规避力融风险。你说你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通过一个获利点去弥补一个亏损点，就是你不太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就把风险分散掉。


那在中国什么样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比如说从民间到地方政府的高负债率，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债务违约，他就会造成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还有房地产泡沫、国营企业的高负债、低效率，把整个银行体系都拖进去了，一旦发生违约也会造成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这个问题对于习近平政府来讲是属于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事项。要是发生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银行坏帐急剧增加，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实在没有办法，政府会直接印钞票给银行注资，那确实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是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他发生的可能性在降低，所以在中国要达到像伊朗那引爆社会不满的经济条件，他这个门槛还是要高很多的。


再来说就业，这个是我今天想重点说的一个话题。我查到的资料是说伊朗目前的失业率是12%多，但是青年失业率高达28%，还有资料说伊朗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0%。为什么这个数字有这么大差距？那我觉得这个偏差可能是和统计口径有关，就是你怎么定义青年。你越往岁数小的人群取样，那当然他失业率就越高。你要算15到24岁的人群，他们的失业率肯定远远高于15到30岁这个人群。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青年他在所有年龄组，所有年龄的人群当中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因为青年嘛，他缺少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的积累。经济萧条的时候那他们就很难找工作。但是也正因为青年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他们的顾虑也少一些。同时青年人的心理特点它也是城府比较少，容易被情绪所带动。


青年失业率是近些年世界各地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的一个关键原因，他非常重要。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之前，青年失业率是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台湾，我查到台湾中央社的报导，说2013年台湾的整体失业率是4.18%，不高。但是15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13.17%，比整体失业率高出三倍还多。从25岁到29岁这个失业率一下就降低很多到7.1%，所以15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是最容易受到失业伤害的。太阳花学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实你要说起来，台湾青年的失业率比中东当然算低的，但是13.17%这种程度就足以引发社会变革的呼声了。


埃及青年的失业率在茉莉花革命那段时间大约是在四分之一左右，当然在阿拉伯世界也不算最高的。但是埃及青年有个什么问题呢，他就业不充分，他有工作但是收入很低。所以埃及青年有一半以上，实际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所以埃及的街头革命推翻穆巴拉克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香港的情况也类似，就是香港你看他15到24岁的这个人群的失业率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不算高，只有9%，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空心化，它能够提供体面收入的初级工作很少，所以香港近年就算就业，他能挣到的钱很少，他的生活水准很低。所以这就造成香港青年的相对贫困化越来越严重，这可能是雨伞运动兴起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青年失业和要求变革社会的这种运动兴起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在近些年。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有多高？确实这是一个谜，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可以提供。但是从各国平均情况来看，15到24岁这个群体的青年失业率大概是社会总体失业率的三倍左右，那我们先看看中国社会的整体失业率有多高，乘以三，大概就是青年失业的情况。可是中国的整体失业率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谜，因为政府所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不算数的。所谓登记失业率是指去领失业保险的人，这个比例很多年在中国都是维持在4%左右。伦敦有个叫华顿咨询的公司，他们估计2016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大概在13%，这个数字很可怕呀。你如果乘以三得出青年失业率的话，那中国青年接近40%都处于失业状态，那太可怕了。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他有个估计，就是2005年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平均失业率在8.5%，也远远高于政府所公布的那个百分之四点几的数字。


那咱们就按低的数字来算。假如15到24岁这个人群的失业率是社会整体失业率的三倍，8.5乘以3，那中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这个数字也很可怕呀。假如再考虑另外两个因素，中国的青年失业状况就更可怕了，一个是地区的不平衡。像沈阳这种衰弱的工业城市，它的失业率肯定高于别的大城市。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沈阳的真实失业率怎么都得有20%。那乘以三的话，沈阳青年的本地失业率就高达六七成。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提供给青年了。所以还有地区不平衡这个因素。


再有一个因素就是青年的相对贫困化更严重，因为中国青年的就业机会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房价迅速上涨，生活成本的飙升，导致青年的生活品质也严重恶化。说到这个我想插一句。就是有在中国的年轻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你有几期节目谈的是房地产税，这和我们这些屌丝的生活关系不大，因为你加不加房产税，我们也买不起。但是我说那你还别真的以为和你没有关系，就是加了房地产税以后不是现在有多套住房的人他把自己居住之外的那些房子用于出租了吧。那么加了房地产税之后他们很可能用提高租金的方式来转移这部分税负到租客头上。所谓加房地产税就是增加资产的持有成本，他就会拉动租金的上涨，这个传导关系是很直接的。如果你是在大城市里面租房子住的青年，那你能说对你没有影响吗。因此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和青年的贫困状况咱们考虑以上几个因素，很可能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现在伊朗或者说是中东茉莉花革命以前的那个状况，更是远远比香港台湾学运前的情况要严重。


但是中国的青年似乎很淡定，他并没有向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那样要求变革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很多90后青年包括一部分80后青年，所理解的观念还是不准确的。很多人认为80后到90后这两代人都娇生惯养，吃苦能力差，承受能力差。事实上看起来他们逆来顺受的能力并不输于他们的父辈。就是对于自己艰苦处境这种无声的承负，同时不加质疑的忍耐，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他们的父辈。当然这种状况是与这一代青年成长的环境有关，与他们的眼界、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是有关系的。同时很直接的也是与父辈对他们的教育有关。


同时五毛党这个现象确实也是其他国家的青年群体中看不到的。五毛党在中国相当比例就是青年失业者。当其他国家的青年为了自己的贫困和谋生艰难而质疑社会，要求变革体制的时候。五毛党青年们却安于自己的半失业状态。因为这么一点点收入仅仅是比完全失业好那么一点，同时却在为造成他们这种半失业状态的环境辩护，这是不是很奇葩，很难以理解呢？


曾经有人总结了这个五毛党引导舆论的若干套路，有一招让我特别惊奇，叫做屌丝励志型。就是当有人在网上报怨自己毕业以后工作不好找、收入低、交不起女朋友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以青年成功人士的身分现身，说我和你一样是大学刚毕业，可是毕业一年现在月收入就过万了，而且我刚毕业就有心仪的女神成了我的女朋友，现在我们在商量要结婚买房了。所以你的不成功仅仅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看我的条件还不如你，可是为什么我就这么成功的，因为我心中没有那么多负能量，我积极乐观的工作，我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的前程似花团锦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当同为屌丝的网评员在键盘上敲出这么一串串美好的人生语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


总体上来说中国青年的物质生活处境和伊朗青年是可比的，是接近的，但是精神状态上很明显有巨大的差距。


上面都是在说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前面谈中国和伊朗社会条件的差距，还包括另外两个，有一个是持续的经济困难。就是伊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斯兰革命以后，就一直处于被美国的制裁之中。80年代又经历了残酷的两伊战争，之后他又搞核武器、搞导弹，受到欧美的制裁，他的名声长期没有起色。本来和西方达成和协议之后呢，制裁有所缓解，他又可以恢复出口石油了，这是一个国家复苏的转机。结果呢，伊朗又和沙特这两兄弟杠上了。伊朗和沙特为了争夺地区影响力死磕，就不能在原油减产这件事情上同步行动，所以对维持油价就不利。结果是伊朗虽然他的制裁被缓解了，但是伊朗的民生并没有显著改善。所以伊朗人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忍无可忍。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伊朗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互相掣肘。这个改革派他也需要民意的好感来对抗保守派，所以他在镇压这个事情上来就比较犹豫、克制。现政府他算改革派，本来他的统治集团内部就不居于绝对的优势，如果他镇压的猛了，那这个把柄就会被对手抓住，以后改朝换代就用这个罪名来治你，让你吃不了兜著走。所以现任总统鲁哈尼，他也得防著这一招。而且伊朗的政治生态就是民众他还是可以投票选总统、选议会、选负责宗教权力的那个专家委员会的。虽然他是相当不充分的民主，但是他政治体制的竞争性还是比中共强很多。

总结今天的话题，伊朗和中国两个社会发生变革的条件有最大可比性的，目前来看就是青年失业和青年贫困，但是这只是物质条件上的相似。这两国青年在精神状态上还是有巨大差距的。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