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薛荫娴（左）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中间穿白色T恤者为李宁。（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在中国体育总局任36年队医的薛荫娴，因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全家出走德国，目前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并已申请政治庇护。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国家体育队医务监督组原组长薛荫娴与她的儿子、北京艺术家杨伟东及儿媳杜兴，不久前从中国逃亡到德国。近80岁高龄的薛荫娴，以揭露中国兴奋剂黑幕出名，也因此全家长年受到打压。

“在中国没法生存，没法活了，逼得我和家人都没出路了，”日前，她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荫娴到医院就诊，“北京的三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了，不给诊断，不开药，说你就等着吧。”

薛荫娴说，“我感觉这种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过去几十年中，薛荫娴不断地体会着这种政治暴力，直到用她自己的话说，“家破人亡”。

1963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荫娴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体育界掀起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她一帆风顺的人生。

当局倡导兴奋剂

根据薛荫娴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让运动员用兴奋剂。

即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荫娴也能随口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得益于她从医以来便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

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便不时出现在她的日记中。薛荫娴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

薛荫娴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支持使用兴奋剂。

薛荫娴说，过度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也会出现性功能萎缩。可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也没能幸免。

前中国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后来在回忆录中侧面证实了薛荫娴的说法。他说，当时体育界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秉持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指责说：“没错，全世界都有运动员吃兴奋剂，但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吃，拿纳税人的钱吃。”

反兴奋剂受打压

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兴奋剂的特殊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荫娴成了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

“本来有些大夫对给运动员吃这个有意见的，但是都不敢说话，” 薛荫娴说。

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她。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活了63岁。

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体操王子”李宁曾亲口告诉她，当年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四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力气，后来就不行了。

回忆她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她说：“因为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给他打针。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我们的人格都没了，国家的国格也没了。”

薛荫娴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她从来没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但最终她被调离体操队，成了一名边缘人。

薛荫娴描述说，往后的几十年中，她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异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她家门口，每天24小时被监控；电子信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 她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她那68本日记到底藏在哪里。

她的家人也被卷入。“我拒绝给李宁打兴奋剂，这笔账就算到我全家头上了。两个儿子都叫他们弄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事做了牢；我丈夫被打致死，” 薛荫娴说。

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三次被限制出境。这次一家能出来，自己也感到意外。

离开中国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到德国后，必须交出护照，住进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

薛荫娴相信，中国现在仍然在使用兴奋剂。薛荫娴说，正是因为兴奋剂，中国才有太多昙花一现的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