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邢亚男综合报导】在内地上市国企把党委领导写入章程之际，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国企，也根据官方主导设立了中共党支部，明确了党领导的核心地位。近来，民企大佬纷纷表态要把企业交给党，外企则对党支部被引入到合资企业的治理当中表示出越来越多的忧虑。令市场参与者疑惑的是，这些公司究竟由谁掌舵，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是否会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先。

内地上市国企修改章程
《金融时报》报导，今年中国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30多家上市国企修改公司章程，把党（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在决策层中明确加入党组织人员。


这些上市国企涉及金融、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如中石化(Sinopec)、中国工商银(ICBC)、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及钢铁和能源集团等。
中国最大建筑集团之一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Group)，在公司章程中声明，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时，应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中国建设银行列明“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本行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香港上市国企嵌入党支部
在内地上市国企把“党领导”写入章程之际，《华尔街日报》报导指，2016年以来，至少有32家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提出重组方案，根据官方主导设立了中共党支部，由党组成员担任董事局顾问。这些企业包括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中信证券、中石化以及众多能源集团。

BBC分析指，有关作法令市场参与者疑惑，在这些公司当中到底由谁掌权，以及这些企业是否会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先。


“这对投资者是一个提醒：他们正在投资于一台党的机器，”香港独立投资者和股东活动人士戴维•韦伯(David Webb)表示，“把政党嵌入公司宪制档的这个举动，说明政府所说的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只是空话。”


外企忧虑陷党支部监控
与此同时，中共越来越多的干预和操控也让外企感到忧虑。长期以来，容忍中共在企业内部设立党支部已经成为外企在中国做生意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然而过去，设立党支部被不少外企高管视为一个象征性要求，如今，这个要求已成了令人担心的问题。


路透社报导，7月末，十几家顶尖欧洲公司高管齐聚北京开会，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分会总经理海沃德（Carl Hayward）表示，此次会议是为了向商会成员了解，党支部是否被正式引入到合资企业的治理当中。


一位参加会议的公司高管说，公司的中方合作伙伴推动修改协议，规定将党的人员“纳入企业管理机构”，“党组织的开销纳入公司预算”，以及董事会主席和党委书记应由同一人担任。他表示，在“政治压力”下，一些公司正在修改与中共国营机构合营企业的章程，“一旦它（中共）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他们就有了直接的权利。”


被路透社询问的20家主要跨国公司当中，大多不愿回应这一敏感问题，只有三星（Samsung）和诺基亚（Nokia）证实在他们的中国业务中存在党组织。德国化工大厂拜耳集团（Bayer）证实参与了这次会议。


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刘达邦表示：“比如汽车生产公司宝马、宾士都有跟国营企业合作，它的生产线在中国。这些都属于国营企业，共产党要监控他。”


民企大佬表示把企业交给党
在党管企业的讯号下，近来，民企大佬纷纷表示把企业交给党，如表示把万科交给党的王石，“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的马云，“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的刘强东。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规定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


中共官媒7月报导，在186万家私企中，近70%存在党组织。


而在此前，也有不少私营企业家“跑路”，如香港首富李嘉诚不断从大陆撤资投向海外，福建知名企业家、玻璃大王曹德旺转到美国建厂。


公私合营卷土重来？
对于中共不断加强其在企业当中角色的作法，被普遍认为与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势格格不入。特别是中共是以政党利益为第一位的，而企业则是以企业利益为第一位的，当二者冲突时，企业前途难看好。


时事评论员横河表示，在50年代，中共曾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为名进行公私合营，致使所有的非公企业，包括个体小商小贩全部灭绝。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始得重生，以至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目前党管企业则再次释放出公有制信号，中共反复无常是常态。


“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香港时评人练乙铮说：“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