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有一个词，在普通人眼里熟悉又陌生，无处不在又遥不可及。这个词叫「特供」。特供在古代，专指为皇宫贵族特别供应的产品。现代，「特供」一词，是指权力上层人士专享的奢侈产品。

每次回国，弟弟都要我在机场免税店给他买中华香菸，但每次都买不著，只有红双喜之类的。弟弟很扫兴，老娘教训他：「红双喜咋啦？你大哥结婚那宴会，还是你爸求人才弄来几条红双喜呢！」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商店的货架上东西很少。资源愈缺乏，等级的划分就愈分明，香菸也是如此。

当时菸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前门菸。至于领导们抽的菸哪来的？花不花钱买？不知道，反正外面没有卖的，是专门为领导准备的，叫「特供」。

「特供」，是马列共产国家特有的阶层特权制度。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小白桦商店，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特殊配给卡」，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

中共的特供制度，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1941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

1942年，正是国民政府抗日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在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供给制度后，在一篇〈野百合花〉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二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更认为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到处乌鸦一般黑」。

作家丁玲，也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对延安等级森严的特权思想提出了批评：那些向往革命的女青年，就是所谓被解放了的妇女，在延安却得不到对婚姻自作主张的「自由」。首长有挑选年轻美貌妻子的「自由」，而女青年的「自由」却只能是为革命无条件的服从。

怀抱着抗战热情投奔延安的女学生们，成了首长们抛弃糟糠、任意挑选的「特供」，若要抗争，则可能命丧当场。

一位16岁的女孩子因为拒绝中共高层将领的逼婚，当即遭到枪击，饮弹而亡。

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天真，让王实味丢掉了自己的脑袋。他到被砍头之前都不肯承认错误：我说的都是事实。的确，自始至终延安都没有否认王实味说的是事实，但并不妨碍他们将一个说话不中听的人砍掉脑袋填了枯井。

中共建政后，「特供」更是有增无减。从政府出资运营的「菜篮子」，到依口味订制的香菸，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专为领导人烧制瓷器的工匠。

据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税务报》报导，当时为了满足领导人只爱吃长沙活鱼的口腹之欲，派专机每周至少一次往返北京——长沙空运活鱼，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

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中南海成立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

高干们「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菸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这还只是某一个级别的。

凤凰卫视曾经报导，当时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

现在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有没有腐败不敢说，只是在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公仆却可以命令主人勒紧裤带、扎紧脖子，以保障仆人们每天有鱼有肉、有鸡蛋有水果，还有高级菸酒、进口食品享用。

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他咬牙切齿的说：「我最瞧不上她。」我问：「为啥？」他说：「当年大学毕业那会子，一个人一个月才二两糖，她为了能留校，黑天给校领导送礼，送了二斤白糖。」他那「二斤白糖」四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可见当年二斤白糖，在人们心中有多重的分量。

当时普通百姓，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二两糖，还常常买不到。偶尔发点鱼票，卖的都是被削了半个脑袋，没有鱼脑子的死鲫鱼。我小时候对着被削了半个头的小鲫鱼总也想不通，牠们的脑子去哪儿了？长大了算是想明白了，鲫鱼脑子最有营养，有营养的东西不是给老百姓吃的。

如今，中国大陆遍地是毒，领导干部自然更要享受「特供」了。只是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特供」，有一样东西却要与民共用，那就是雾霾。因为老天爷眼里，生命都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