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颖

近日，著名导演贾樟柯在披露：“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也很恐怖。”此事在舆论界中产生热烈争吵。这样的大妈大爷，让我想多年前看过且一直纠结在头脑中的电影——《戈雅之灵》。在我看过的电影中，那种恐怖和令人难以言说的悲伤，不能有出其右者。

《戈雅之灵》，是以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生平和绘画作品为素材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天使般的少女因为在聚餐会上不吃猪肉而被人告发为异教徒，抓入宗教裁判所，经历了十多年折磨，变为一个丑陋恐怖的疯女人。在监狱里，他被一位主教强奸，并生下一个女儿，女儿被送出监狱，沦为妓女。对她施暴的主教，人格极其卑劣下贱，无数次致她于绝境，但即便如此，女人却不可理喻地对他产生依恋感。电影的结尾处，当主教被执行了绞刑，疯女人抱着捡来的误以为是她女儿的婴孩，跟在运尸车旁，牵着尸体的手，一副令人惊心的快乐和安详表情，仿佛回家一般，远远地消失在古老的石头街道上，身后，一群不孩子唱着欢快的童谣。

很多人看到这个镜头时，整部电影里积累下的愤懑与压抑，变成眼泪夺眶而出。

那个可怜的女人牵着害她一生的罪魁祸首的尸体蹒跚远去的镜头，是一个痛心而可怕的意象——世界上再难找出另外一个镜头，能这么痛彻心骨地表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了。

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被害人或被绑架者爱上了施暴者和绑匪，甚至转变立场帮助后者。这种状况，最早受人关注，是在斯德哥尔摩一次银行劫案中，故而得名。

受害者爱上伤害者；肉票爱上绑匪。这种看似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情节，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别以为这样显性的具有戏剧冲突的场面，只在电影中才能看到，事实上，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比如：一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如今在回忆那段岁月时，居然怀念那时的“官员不腐败”“社会治安好”“人与人之间”平等。比如在专制体制下被绑架一切自由权利的人，怀念专制结构下的稳定秩序和清静安定。

这种状况，很像《戈雅之灵》中那个可怜的疯女人，在封闭的环境中，她决无第二种选择，由被强奸转而顺奸甚至成为通奸，而又将通奸误以为是爱情。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恶人在封闭环境中，掌握着包括物质供应，监狱内部的自由行走或需不需要用刑之类令她痛苦可能缓解的种种东西的给予和剥夺，让她产生：人家本是可以杀我的，而没杀；不仅不杀，还给玉米面包；不仅给玉米面包，而且准许在监狱里不戴刑具地走动……进而对对方感恩戴德，产生亲切感甚至依赖。

由此可见，“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前提，是封闭，与世隔绝，无论信息还是物质都与外部绝缘；其二，则是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被支配地位和命运，认为别人如何对自己都是对方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至少暂时可以免除难受；其三，则是发自内心，将受虐与顺从当成一种习惯，并顺理成章地将其认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了以上几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条件便自然形成，被害人爱上施暴者，也就不可理喻地发生了。同理，那些天天在乌蒙蒙的天空下呼吸着超级致癌空气的老头老太，却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之下，成为雾霾的守卫者和帮凶，将雾霾当成“我们的”，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