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利安特(Valeant)、图灵(Turing)、迈蓝(Mylan)等制药公司将一些冷门药物的价格哄抬三倍到五十倍，引起美国民众的公愤。然而，美国的药价上涨是否合理呢?

事实上，最近一份针对3,000种处方药的调查发现，自2014年12月以来，60种药物的价格增加了超过一倍，其中20种药物的价格增加了至少四倍。平均而言，美国的药价每年的涨幅约10％，远超过美国目前的1%通货膨胀率。药价的上涨连带地增加了住院费用、保险费和整体医疗保健费用的负担。

在2015年8月时，凯撒健康跟踪调查(Kaiser Health Tracking Poll)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药价是不合理的（72％），而且制药公司将利润放在民众福祉之前（74％）。在竞选活动中，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都呼吁政府应该通过老年健保(Medicare)与药厂进行药价谈判。

非营利组织「公平警告」(FairWarning)于10月中旬公布了一份调查，指美国药价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药厂花费了大量经费游说国会议员。

小布什总统于2003年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了老年健保D部分(Medicare Part D)，帮助老年人购买处方药。但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和党国会在法令中加了一个不寻常的限制：禁止联邦政府直接跟药厂谈判药价。该法令要求提供健保的保险公司个别去跟药厂议价。

从一开始，一些民主党议员就提出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利用其巨大的购买力谈判更好的药价。但是13年来，所有类似的提案几乎连听证会都无法举行，更不用说投票表决了。「公平警告」引用同一份凯撒健康跟踪调查的研究，发现93％的民主党人和74％的共和党人支持由政府谈判D部分药价。

为何一个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纳税人省钱的法案无法通过呢?「公平警告」指出，这不是秘密，因为制药业自2003年已花费了超过$19.6亿美元游说华盛顿。这是花费仅次于保险业的游说活动。在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中，制药业平均在每个国会议员身上花费了$468,108游说。除此之外，他们还是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竞选连任的主要金主。

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

根据老年健保的报告，今年D部分预计要花费$103亿美元，服务4,300万美国人。

哈佛医学院8月份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D部分的规模以及禁止政府谈判，导致美国人支付世界上最昂贵的药价。该文的共同作者Ameet Sarpatwari估计，D部分约占全国处方药支出的30％。

相对联邦政府管理的其他健保系统，如医疗补助(Medicaid)或退伍军人健保(VHA)，D部分付的药价要高许多。不同于老年健保的是，法律规定其他这两个健保必须通过政府措施抑制价格。一项报告发现，D部分支付的药价比退伍军人健保多80％，比医疗补助多73％。虽然研究人员的意见不一致，但许多专家认为，如果联邦政府使用其谈判力量，加上其他成本的控制，会使D部分的药价类似其他的政府健保系统。

游说的影响无远弗届

制药业及其盟友承认，至少在短期内，联邦政府干预市场可能会降低药品价格。然而，业界说，这样的步骤也会扼杀他们开发新药的动力。

此外，许多行业分析师认为，D部分可能要拒绝支付某些其认为过度昂贵的药品，才会大幅度降低成本。这会导致一些老年人无法获得某些药品。他们指出VHA通过摒除一些昂贵的药品来加强其谈判的杠杆力量。因此，退伍军人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只能获得在批准列表(formulary)中的药物。

辉瑞公司（Pfizer）的副总裁Kirsten Axelsen说，「如果你想降低价格，你就会有较少的药品。」作为药业巨头，辉瑞公司是在联邦政府游说花费最大的制药公司。

2003年时，美国药价的迅速增长促使一些人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购买廉价的药物。随着2004年总统大选的到来，共和党领导人决定以亲市场的方式帮助美国的老年人，这意味着包括「尽可能的让私人企业参与」，这导致了D部分现有的设计，并排除了药厂最排斥的联邦价格控制。

「公平警告」研究了公开的游说花费报告后发现，直到今天，D部分仍然被制药业左右：
- 制药商和批发商在华盛顿雇用了超多的游说者。从2007年到2009年，每个国会议员平均有两个以上的药业游说客对其进行游说。
- 在过去13年中，超过60％的药业游说客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旋转门」的形式使人们怀疑立法和监管机构是否对药业放水，以增加他们在离职后进入游说工作的机会。

现状能改变吗？

五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尝试着修改D部分的价格谈判法案。他们在本次议期各自提出了法案，却都停滞在委员会议程中。其中以佛蒙特州众议员彼得‧威尔屈(Peter Welch)的努力曾经达到最多的进展。他于2007年在众议院提出的法案获得198位众议员的共同赞助。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却被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挡住。

国会审议与D部分相关法案的委员会包括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的能源/商业、及赋税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恰恰获得了大量的制药业资金。

例如，北卡参议员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是财政委员会会员。他是现任国会议员中获得最多制药业献金的议员；自2003年以来，他获得$1,303,157捐款。紧随其后的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林‧哈奇(Orrin Hatch，犹他州)，他获得了$1,182,560。其他获得百万美元献金的议员包括众议院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阿普顿(Fred Upton, 密西根)，$1,000,965，和前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 俄亥俄)，$1,218,695。

在抗过敏的EpiPen飙价受到多方的关注后，观察家对改革感到一线生机。华盛顿智囊团，预算政策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卫生政策副总裁艾德温‧帕克(Edwin Park)看到更多的立法者愿意拒绝行业反对政府价格谈判的迹象。

「有很多业界的抵触。这将影响他们的底线，」帕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掌握绝对的权力。」

但是，另一个智囊团的主任，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狄恩‧贝克(Dean Baker)比较悲观。「我想你很清楚看得到，有一个行业团体会失去很多钱，他们基本上将利用所有的政治力量确保它不发生。」

在本次总统大选中，这个议题未获得很多关注。原因是两党的候选人虽然在奥巴马健保上有极大的分歧，却在政府谈判药价上意见一致。议题受到民主党的希拉里支持不是意外，但川普在一月初选时出口要求联邦政府控制药价，使许多共和党人感到意外。他指出，药价居高不下是因为政客被制药界把持；他将使用他从商的谈判技巧改变现状。

（本文材料参考FairWarning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