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陆媒突然刊登了“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22年前的老日记，提新权威主义，再加上中共“两会”期间，王沪宁牵头召集40多位高层智囊，在北京举行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外界解读王沪宁的很多政治观点，都在为习近平的新政铺路。

习近平与江泽民的斗争手法

就在多方放风、人们猜测今后习近平班底人员变动时，2016年5月12日，凤凰网突然刊登了《王沪宁日记五则》，不过这可不是王沪宁现在的日记，而是22年前的老日记了。外界解读这是官方在为王沪宁日后的晋升造势，同时，王沪宁的很多政治新观点，都在为习近平的政治改革铺路。

被称为“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王沪宁，曾为中共第16至18届中央委员，第17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王沪宁与栗战书、杨洁篪等罕见随同习近平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两会”期间，王沪宁牵头召集40多位高层智囊，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任期里，角色依然神秘的王沪宁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

解读王沪宁，其实就是在解读习近平未来可能采取的新政原理。据说，习近平非常重视王沪宁，每次出访都带着。在公开的报导中，人们经常看到栗战书和王沪宁相伴在习的左右，就好比左膀右臂一般。

王沪宁日记曝重要信息

2016年5月12日，凤凰网刊登〈王沪宁日记五则〉。对于社会现代化，王沪宁明确点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没有法治不能说是现代化。“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还只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这与此前习近平当局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呼应。

在政府形象方面，王沪宁指，政府的信誉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王沪宁还表示，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

其后，大陆官方背景的《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又紧跟发表〈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一文。此文尤为强调“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另外，此文还透露了其关于反腐的理念。

反对“超腐败”和“高质腐败”

王沪宁的这五则20多年前的日记被有着官方背景的媒体摘录出来发表，尤其是作者的身份非同寻常，在外界看来极可能释放某种“信号”。而且，细读报导对1994年7月28日、31日两篇日记的内容介绍，却发现了一些今天看来仍然堪称“新东西”的观点。

两则日记都谈及反腐。在1994年7月28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超腐败”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所不能比拟，同时危害性和影响也是一般腐败望尘莫及的。这种“超腐败”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有组织骗税，有组织走私，有组织造假，有组织索取、以单位的形式弄权勒财，有组织侵占，表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上。

王沪宁列举了“超腐败”的7种表现形式。不难看出，这7种表现形式绝非一般的腐败分子（不管他们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所追求的目标，其后果也不是由一般腐败分子的贪腐活动所直接造成。这种“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的“超腐败”，其直接后果，说白了是对全体国民利益的侵害，是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的劫持，是一种改变国家权力性质的政治腐败形式。

在1994年7月31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腐败呈现出从低质腐败向高质腐败、从低层腐败向高层腐败蔓延的趋势。“高层腐败”比较好理解，就是指腐败分子的权力大、职位高。而所谓“高质腐败”，则是“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其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

王沪宁认为，“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但这只是“高质腐败”的副产品，它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危害对像是政治权力──也是一种“超腐败”，是一种最严重的制度性腐败。

现实中，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反腐败”就是“反贪官”。贪腐当然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无数桩个人贪腐案例的汇聚，当然也会造成制度性的政治生态灾难。但是，如果涉及政治权力架构的腐败（不仅仅是“阴谋家”们对高层权力的觊觎）不能被根除，那么大大小小贪官们的“前腐后继”，就会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专家：王沪宁观点 曝光中南海走向

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周晓辉发文评论称：媒体突然曝光身为智囊的王沪宁日记中的这些与当前时局相契合的内容，应是有深意的。习近平上台后，迫于形势，开始高调“打老虎和苍蝇”，三年多来通过反腐抓捕了不少高官，这与王沪宁20多年前所言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高层腐败应是反腐败的重点”一致，而王沪宁认为要对这些官员“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也是习近平、王岐山一再表示并正着手在做的。

此外，习近平上台后，一再传递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信号，毋庸置疑，能否依法治国与政府信誉密切相关。

“政事儿”还披露：在日记中，王沪宁经常写“书评”。199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凌晨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他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此前习近平反腐的“清道夫”王岐山也曾至少两次向官员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周晓辉表示：王沪宁重提法国贵族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透露高层强烈的不安外，大概是意在暗示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经济上有所发展并看到了世界其它西方国家现况的中国人，对特权、腐败、不公正越来越无法忍受，越来越不满足当局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而是更加渴望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更加渴望社会公平、正义，中共极权制度已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整个社会犹如活火山，正等待着某个契机爆发。

“政事儿”披露，除了夜读，王沪宁也经常在深夜看影视剧，在日记中写“影评”。对于《辛德勒的名单》，王沪宁评价说“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称震撼的地方，不是它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当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称道），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这场悲剧最深刻的地方，比千百万生灵死亡更残酷的地方，就是更多的人的人性泯灭。因为只有人性泯灭，才会有这样罕见的悲剧。”

周晓辉对此分析表示：在王沪宁看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恢复人性，而善良、正直、友爱、具有良知、充满爱之人，才能让人看到光明和未来，对此，我们从王沪宁对所看电影、电视剧的评价似乎可以窥见。”

另据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援引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在江派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件出现后，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让王沪宁牵头召开了主题为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习近平三次赴会讲话并强调改革“不能再等待了”。

周晓辉表示：这既说明习近平对王沪宁的信任，也表明时局确实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次非常会议之后两个月，王沪宁昔日日记曝光。日记中提及的高层反腐、监督机制、法制、法治、政府信誉、政府承诺、旧制度、革命（改革）、人性、光明、辉煌等词语，如果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如何让中国走向光明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而这大概正是中南海决心要走的方向。这也是22年前王沪宁日记此时重登的密码。

王的法制理念呼应习依法治国理论

今年以来，大陆有十多个省市书记先后公开喊出“习核心”，并强调“核心意识”。有消息称，“习核心”的最先提出者是王沪宁。而王沪宁在日记中提到法制的问题，与之前习近平当局曾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推动各项改革，有很多的做法突破了中共的框架而走自己的路。2012年12月，习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接着在2013年3月当选国家主席后再宣誓“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2015年3月24日，习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习曾说，“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局还提出，“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

2015年10月20日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依法治国”。2015年6月24日，部分公务员就职将向宪法宣誓。

今年2月，北京官方国家级评论署名“国平”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三年来多次提到“依法治国”的说法，从宣誓“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到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理念新思想”。

此前有报导说，未来只要条件成熟，或条件许可，习近平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还有报导说，习近平或走蒋经国之路。

今年4月，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外媒采访时提到，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曾表示，习近平将来肯定要“颠覆”点什么事，可能按照选总统的方式来，“谁选上谁来当”。

王沪宁新权威主义为习总统制铺垫

中共“十八大”上，王沪宁晋升政治局委员，从幕僚走到了前台，成为党国领导人；在习近平从江泽民集团手中夺回权力之争中，王沪宁又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上世纪80年代，王沪宁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与习近平的谋略一致。并且王沪宁在高级官员中还算少有的对世界、对西方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人。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炉后，也曾力争“新权威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认为：“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

萧功秦：“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大陆另外一名著名学者吴稼祥也认为：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集大权有利于改革，他对习近平的这种战略持审慎乐观态度。

《纽约时报》在2015年9月末发表了文章〈中共智囊王沪宁的集权政治见解〉，通过王沪宁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解读王沪宁。2015年9月28日，《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习近平和他的核心集团〉，里面也较多地提到了王沪宁，此外还有栗战书、刘鹤等人。

最近一段时期，习近平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访问了一系列的国家；在新闻报导中，不断重复出现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王沪宁的身份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十分低调，仅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已，但在习近平出国访问、以及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中已经尽显他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习的首席高参，是战略层面的政策设计师。

2012年3月27日，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原定继承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规后，王沪宁的一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经再次修改发表了第五稿，其中有许多内容都作了重大修改。

大陆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航亿苇再次发表评论称：王沪宁这篇文章的观点以前有许多，但令人有兴趣的是他仍然还高居习总第一高参的位置。他的观点与前一段时间“两报一刊”的观点截然相悖，为什么没有作为“异见人士”给拿下来。这简直是一篇当今政治改革的宣言，强调三权分立；但改革之初，还必须经历一个像蒋经国那样的“独裁”的时期（话说得极其隐晦）。以此文为导向，可以看到习领导今后改革的大致步骤和脉络，已经尽在其中了。

航亿苇认为，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流传，是有背景的：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暗斗剧烈的当今，习自己不便出面，只能采用上述方式，向国内外表达他的治国理念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2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10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王沪宁在此文中还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300多万右派；1958至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4000多万人；1966至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2000多万人。

此文称：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中国出了个蒋经国〉影射习近平

2014年11月28日，一篇题为〈中国出了个蒋经国〉的文章影射意味浓厚。网上公开资料显示，此文作者曾在澳洲《悉尼时报》等海外媒体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等职。2014年12月，此人还被任命为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主席。有港媒披露其人更隐蔽的身份，指其有国安背景，并称此人是王沪宁的“爱徒”。

文章说，蒋经国“打内心深处意识到，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谁能领导‘国家’走向民主，谁就是伟人。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他对那些要求解除报禁、党禁的异议人士绝不留情，而最后却由他亲自动手实现了异议人士的愿望”。

此文被指是奉命而作。港媒分析此文表示，文中阐述蒋经国“解禁”前的布署与困境，字里行间却予人“以蒋喻习”的感觉。明眼人不难看出，作者分明是想让读者顺理成章地得出另一款句式：“中国出了个习近平”。港媒引用文中的句式比喻说，习近平必行蒋经国之路。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曾表示说，世界现代政治制度有总统制和议会制两种，前者是总统统管国家所有的行政大权，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权力受立法机关国会的制约，但总统权力不是由国会授权的。议会制也被称为内阁制，行政首长由国会的多数派掌握，行政机构由国会授权。

夏明认为，习近平正在向接近总统制的方向走，对中国政体作出较大改变。

复旦校友眼中的王沪宁

王沪宁现在占据着中共政治局的一席之位，并设法连续成为三届中共领导人的左膀右臂。这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中共高层来说实属不易。

夏明，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经跟王沪宁在研究生学生宿舍以及后来工作时的办公室都是邻居。他介于学者和民主活动人士之间。这也是许多有强烈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

这两人先后入读复旦大学。夏明是在1981年16岁入读，王沪宁是在1978年22岁入读。在接下来的十年，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曾经很接近。多年之后，夏明跟王沪宁的前妻仍然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曾经在家中招待来美访问的她。

英文《大纪元时报》报导说，这两个男人的故事生动的展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帮佣型文人用时尚的理论武器为统治阶级装扮，可以爬得高；而那些希望出演士大夫传统角色，谨守正直诚信等品质，相信“批评统治者是自己的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却只能流亡他乡。

夏明向《大纪元时报》谈起前同事王沪宁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选边站。他会提出他的一些观察，但是他不会透露他的真实颜色。“这是他的性格。他不想透露他的真性情。”

另外一名流亡学者陈奎德，曾经是“文革”后复旦大学的首位哲学系博士生。他跟王沪宁同年入校。他们曾经住在相同的学生宿舍三年半。陈奎德现在是网络政论杂志《纵览中国》主编。

陈奎德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是朋友。亲密朋友。他写现代诗。我们会一起出去玩耍。但是他不喜欢说太多话。他极度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