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行动以取得了区长秘书的手机号码而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无功而返。

两天后，政府向业主通报了房屋赔偿的细则。所有七个小区的业主，可以选择“最高不超过该住宅价格16%”的修缮赔偿，或者1.3倍于“购房合同价和事故前市场评估价中较高者”的回购补偿。

1.3倍的价格涵盖了一切贷款利息、装修赔偿。政府宣布，只要在9月3日之前签署协议，就能获得两万元的奖励。

业主们很快在群里达成共识：不能签。在周围房价飞涨的情况下，这笔赔偿根本买不到一套相同水平的住房。李亚青同时反感这种赤裸裸“拿钱来分化我们”的做法。

只是他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脆弱。第二天开始，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国企工作的业主陆续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以纪律要求他们必须在9月3日前签字。拒不执行的后果包括影响提干、奖金、退休金和开除。

很少人能够逃脱。一个国企的会计告诉领导，房产证上的名字是他的父亲，儿子怎么能逼父亲签字呢?回到家后，父子俩商量好，如果单位继续施压，那么两人就断绝父子关系。

虽然在外企工作，李亚青同样收到了上司的指示，告诉她有关部门给公司打了招呼，希望她在争取回购的行动中保持低调。

李亚青震惊了，这个之前朋友圈里只有段子和美食的女人感到无比的羞辱。“我们都不是刁民，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我们一没下跪二没拦路，也没撒泼，就是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一场爆炸不仅将她的生活水准“打回了解放前”，更让她丧失了作为“小资”的尊严。

9月3日24点，滨海新区宣布，1.7万户灾民中，已有9420户签署了协定。

9月12日下午4点半，海港城和启航嘉园的业主终于争取到与滨海新区政府正式对谈的机会。

老板：“拦轿”式合作

认命、请愿之外，还有另一条道路。

44岁的付勇一度相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突破方向，他在社会上打拼了27年，和不少政府的朋友称兄道弟，深知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官员沟通，同时保护好自己。

“我绝对不会按照他们的那种方式去做，意义不大。”他指的是网帖中那些在政府门口静坐、下跪的民众。付勇熟悉基层政府的运作机制，上访信层层上递，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所居住的这个高档小区与厨娘和女职员家隔桥相望，但这里是各种社会资源的集结地。甚至在其中某一栋楼里，住的大半就是附近国企或政府部门的中上层领导。他们社会资源广泛，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当初为了确定家具是否确为原装进口的实木打造，业主王涛甚至找人要到了那个批次木料的进口报关单。

8月27日，当其他受灾小区的居民在政府门口请愿时，滨海新区主动找到付勇和他的邻居，希望了解他们期望的回购标准。业主代表开出了每平方米3万的价格，官员们承诺会认真研究。

但两天后，政府自行颁布了1.3倍回购的方案，让正在等待的老板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提议，他们一没答复，二来后续的解决办法根本没找我们商量。”自信的老板们开始手忙脚乱，不过他们仍然推崇对话、合作的策略，只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层“拦轿”请命的戏码。

9月4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来小区视察，付勇和其他业主代表立马赶往小区，将其拦下。书记不得已，当场答应建立政府和业主代表的对话平台。就这样，他们成了最早和政府建立定期对话机制的小区。

他们信任这个有区委书记授权的对话平台，于是答应配合政府工作，同意无论是否回购，都会让施工人员先进行修缮。业主们恳请政府能秉持“真诚、尊重、公正、公开、透明、严谨、严肃”的原则，得到了官员的应允。

会上解决了车辆赔偿、户口、上学等问题，而最核心的1.3倍的问题，似乎也有松动的空间。列席的区财政局长表示：“我们去看有没有调的余地，今天无法定调1.3倍，我们会回去看领导们决策，请大家不要担心，凡事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老板们希望释放出与政府沟通的诚意，尽量避免一切可能让政府难堪的行为。因此各代表达成共识，最好不要接触媒体。他们也避免一切可能的风险，有人闹着去北京上访，马上被及时制止。

业主王涛理解：“(一上访)性质就变了，政府对上访就是零容忍，不管是什么原因。”

然而当沟通不畅时，他们仍会采取“拦轿”请命的方式。9月7日和9月10日这两次与政府对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是通过拦下某位领导才确定的。而每次会议后，单独拦下某位领导也总能解决一点实际问题，比如帮一些受灾严重的家庭报销治疗及后续治疗的费用。

9月8日晚上，新华社发布了《天津爆炸受损房可1.3倍房价收购》的新闻，板上钉钉。老板们又一次从媒体上“被”通知，他们被彻底激怒：“他已经研究好的东西，即使你辩论再厉害(也没用)，这个东西辩得差不多了，他不跟你讲了，他讲下一个了。”

老板们不再遵守之前同意修缮的承诺，他们统一拿着黄胶带和黑色记号笔，穿过武警关卡，在曾经最熟悉不过的家门口贴上封条，签上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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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上午，金域蓝湾业主代表与政府举行第二次对谈，有业主打出了横幅。

有业主终于提出是否应当变更策略，跳出与政府对话的思路，转而寻求法律途径或找媒体曝光，但很快就被反驳。

他们仍然担心“被一些媒体利用，激化政府和群众的矛盾”，毕竟这是“内部矛盾”;而打官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是否能找到有足够勇气和智慧的律师信心不足。

他们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困住所有人的梦魇

蛛网里的所有人都在盼望早点结束，其中可能包括一位跃进路派出所的警官。

他们的五层办公楼是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建筑，至少八名队友牺牲。幸存的警员中，有一位的挚友也成了灾民，成了在信访办门口请愿的人。

他描述了这名警员最近的工作状态：“他们主要任务就是给业主打电话，请他们不要上访。”

滨海新区抽调了全区37个单位的1025名公务员组成应急工作组。一些来自教育局、工商局的年轻人，承担了一对一劝说业主签订回购协议的任务。而自从政府单边公布回购协议，他们成了部分业主发泄不满的出气筒。

而爆炸后第31天，厨娘刘莉和女职员李亚青都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梦境里，两个女人不仅看到爆炸的火球再次袭来，还都梦见了被人追杀。

只要有大车经过，刘莉的手就会止不住地颤抖;李亚青则担心记者是“政府的人放蛇”，特地向朋友叮嘱，如果自己失踪，记得向政府要人。

每天晚上，付勇都会在外面待到11点后、等女儿睡着才回家。爆炸中，四岁半的大女儿额头上扎满了碎玻璃，小女儿则因为受到惊吓，一到晚上就会大哭。他于心不忍，只敢自己偷偷出来抹眼泪。对他来说，挣回这套房子并不太难，“半年一年就能挣回来，但是说实话我真是想出这一口气，我也不信有这么不公平的事。”

在这条望不到头的漫漫长路中，无论是厨娘、女职员还是老板，都找不到迅速回归平静的办法，困住他们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事件，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三人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他们原来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