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娘刘莉和女职员李亚青的房间在同一栋楼，前者住在一个被隔出来不到6平米的阁楼中，每月租金450元;后者则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居室。

她们每天早上搭乘同一部电梯出门，一个穿过几条马路、来到食堂后厨擀面蒸馒头;另一位则穿着正装和高跟鞋，按时到公司打卡。两人分属不同的世界，从来不曾交谈。

而一桥之隔的高档小区里，做船舶代理生意的老板付勇经常要忙到晚上一两点，通常他会开着自己价值一百万的大众途锐回家。

是8月12日晚的火球，将他们卷入同一场灾难。那场被反复描述的爆炸里，冲击波暴戾地撞碎每一扇玻璃，然后是茶几、橱柜和房门。尖叫、哭喊声在四处燃烧，幸存者仓皇逃命。

在死亡的恐惧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巨大鸿沟在一瞬间被抹平，一切的荣耀和梦想不值一提。当李亚青终于逃出生天，身上除了手机，别无一物，“感觉能活着出来，就已经知足了。”

附近七个小区的17531户居民，都从这一刻开始，无差别地被赋予了新的身份：灾民。

这些人中，有身家过亿的富豪，也有人半夜起床往电线杆贴小广告;有人自称认识北京某位领导，有人在当地人脉深厚。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们都迥然不同。

但当他们试图回归熟悉的生活秩序，却发现灾难并不曾随着火球熄灭而结束，一场更加漫长的折磨在等着这群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论是认命，还是抗争，亦或是合作，他们都像被困在一张蛛网之中，不得动弹。

厨娘：认命

刘莉早上五点就得出门，她租住的这套两居室，被房东用简易的三合板隔成了八间房。

在这个房价平均每平方米9000至1万元的小区里，类似的合租并不罕见。上百名民工蜗居其中，他们是货车司机、建筑工和保洁员;月薪少则几百，多则四五千。在8月12日的那个晚上，一排蓝顶的棚屋距离那个臭名昭著的仓库仅有六百米;当附近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开始轻微摇晃时，这些棚屋已被连根拔起。

刘莉想到逃命时，走廊里已经遍布碎裂的玻璃，从24楼下到一半，她的拖鞋被从中间划断，碎渣直接插入脚底板。

当她满脚鲜血地逃到楼下、终于打通电话给在工地值班的丈夫时，男人第一句话没问媳妇伤势，而是问“咱家钱拿出来没”?

等到一周之后终于能回小区，他们所有的存款和三个银镯子、一个金猪、一个银戒都已被盗。

惊慌失措的哭喊、大火燃烧的噼啪声连绵不断，伤者或衣衫不整，或血污遍体地逃往市区。刘莉却没去医院，而是弓着脚挪到路边，强忍疼痛将脚底板的玻璃渣一粒一粒地抠出，然后顺手拿了块口罩为自己包扎。

“我寻思受伤的人那么多，咱这点伤用不着去医院，所以就自己解决了。”这个老家在黑龙江某林场的女人说。

她同样不担心床单可能沾染了化学品，执意“用开水烫烫”后继续使用。

与其说这是专属底层的豁达，不如说是因为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氰化钠是什么，也没人告诉她米粒般的大小就足以令人死亡。

爆炸过去了一个月，刘莉的餐桌上摆着一袋豆瓣酱、四分之一张烙饼、半碗稀饭和两根黄瓜，这是她和丈夫两个人最近半个月的标准伙食。两人每天只能吃两顿，“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买俩辣椒，刺激一下胃口。”

爆炸后至今，租户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救助。8月17日，滨海新区政府宣布发放每户六千元的补贴，用作一个季度的临时住房租金，但特别注明这笔钱只能由业主签收。

刘莉去找二房东要钱，二房东让她找大房东，大房东告诉她这笔钱是国家专项补偿给业主，租户的损失政府会另行赔付。刘莉找到安置点管事的，对方很无奈：“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是负责的。”

慢慢的，刘莉发现自己走进了奇怪的泥潭，她碰到的所有政府代表都在表达同情，但没一个人能帮她。

陪她回小区探视的武警战士安慰说国家一定不会忽视租户，安置点里的工作人员同样热情有礼。他们按时打扫宿舍、按时发放药物，还有人专门指导灾民在镜头前该如何说话。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刘莉拿到补助金。这群操着各地方言的农民，不仅消失在媒体报道中，也在滨海新区政府的救助计划里走丢。

8月19日，恰逢天津市某官员到刘莉所在的救济点视察。她的二房东“哐当就给人家跪下，在那嗷嗷哭，请领导解决租户问题”。官员将她扶起，当即承诺“以前我们没了解这个情况，你放心，绝对给你解决”。

可一直等到从安置点出来，领导再没来过。

8月24日，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劝民工返乡。“跟我说还打啥工啊，现在天津空气这么差。”就在同一日，天津环境应急监测组的每日空气数据却写的是“空气质量处于二级良好水平”。

可刘莉还舍不得离开，她想重新再租间房。因为身无分文，她想过向安置点要钱，门卫告诉她“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她打电话给民政局，接线员说要请示领导。

刘莉思虑再三，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房东克扣了国家的补助。老公给她打了个比方：说书的讲古代发了灾，皇帝救灾的标准是要筷子能在粥里站得住、不能倒;但现在中央政府明明把钱都拨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到不了灾民头上呢?

政策永远是好的，坏事的都是黑心或失职的官员。这套朴素的逻辑来自《包青天》，最终被刘莉所消化。她从未想过向政府索取精神损失，“那么多小伙子(消防员)没了，该死也是我们这帮老的该死啊”。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开发区，2014年滨海新区人均GDP超过五万美元，是刘莉老家的至少十倍。可是来了半年，她一直觉得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她一直想去看海，但哪怕小区距离海岸线仅一公里不到，刘莉也从未去过海边，因为“迷路后不好意思问人”。

厨娘终于无路可走，“只能认了，算自己倒霉。也不能打人，也不能杀人，我们也不是本地的市民，找谁啊，怎么找呢?”

女职员：请愿

李亚青判断自己是否康复时，有一条标准是能不能重新穿回高跟鞋。

从来不进寺庙的她，在阅兵假期里特地去了五台山拜佛，一是感恩死里逃生，二是祈求自己的房子能争取到一个合理的回购价。

爆炸后头几天她住在酒店，盘算最多几个礼拜就能回家。

那套特地打通了阳台和客厅的一居室，是她工作后的全部心血，一个单身女性独自攒钱，在三十岁时终于付清了首付，扛着三十年的还贷期买下的一个家。

她喜欢这座小区的灯光喷泉，喜欢周围的影院、超市和健身房，看好轻轨开通、小学建成后这里巨大的升值空间。楼盘还没建好，她就已经常常绕道工地探望，终于封顶了，15楼装窗户了，楼下的树发芽了，每一次都有新的喜悦。

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这个小区的主力，他们大都工作刚刚几年，投入全部的存款或靠父母资助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套住房。他们并未真正地财政自由，仍然承担着漫长的还贷压力。他们刚刚开始享受咖啡、电影加出租车的生活，家具预算只允许她们挑选一两件名牌电器。

但随着现场污染的信息逐渐被揭露，李亚青才知道自己距离危化品仓库只有600米，里面违规储存了超标70倍的剧毒氰化钠，白色的不明粉尘在窗台、门缝、电视机柜里被不断发现。而天津市政府在初期的发布会上，却一直对相关问责避而不答。

曾经的喜爱变成了愤怒，李亚青和年轻人再也不愿回到这个充满疑似化学品的房子，他们更想问问台上的官员，自家门口的这个炸药库究竟是他们中哪一位签字批准成立的?

年轻人有决心也自认为有能力去改变被动的局面。

当初为了解决楼道贴满小广告的问题，这个小区靠着一户户地签名投票，成立了附近唯一的业主委员会，很快就迫使物业公司更换了经理。

小区业主再次联合起来，爆炸后第三天，他们商讨次日去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请愿，要求政府出钱回购。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赔偿会从天而降。有人提出救援尚未结束，马上要求回购是否会引起舆论反弹，一位业主回答：“是有这个风险，但是你如果现在不提出来，等记者都撤了，根本就没人管你。”

请愿的逻辑是“给政府压力，逼着他们不得不和我们对话”，因此业主们拜托那些打着绷带的轻伤员务必站在队伍的前排。

另一方面，业主们又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字眼，希望避免一切会引起政府警惕的误会。他们将“爱党爱政府”当成神牌，加在诉求之前;选出纠察队，禁止请愿者呼喊口号;劝阻部分情绪激动的业主在9月3日大阅兵时“闹事”，因为“咱要顾大局，不能丢国家的脸”。

每当QQ群里业主过于激动，群主就会设置集体禁言。

但很快李亚青就发现对抗物业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当下，物业公司可以辞退，但政府不行。和业主们对接的政府代表从开始的居委会主任，变成后来的街道办书记，但除了毫无作用的口头安抚，这些基层官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8月17日，滨海新区发放的每季度六千元补贴，成为激化矛盾的新的导火索。

“每个月两千块也就能租个单间，而且现在谁租房不要交押金啊?”李亚青尤为愤怒的是，政府的通报里，声称该价格高于周边的市场价。但在爆炸前，自己一居室的市场租金就已经达到2500元。

微信群里热火朝天，每天都有数千条留言，人们埋怨、哀嚎和斥骂。李亚青和她三百多名邻居在8月27日的上午，终于堵住了区政府的大门。他们放弃了最初强调的“不喊口号”、“克制冷静”的原则，高喊滨海新区区长的姓名。

而业主最核心的诉求，也仍然不过是希望政府决策公开、透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