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们用“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来嘲讽天津市惯常严格的新闻管制。即便在发生伤亡惨痛的大爆炸之后，官员们似乎仍然顽固地守护着这一名声。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危险品仓库发生的爆炸事件，官方发布至少56人死亡，住院治疗超过700人，民间传言死伤数远大于此，亲历者称一大片城市瞬间恍若人间地狱。然而，爆炸发生数小时之后，本地媒体不见任何消息。网民打开天津卫视，发现它在播放动画片;几个小时之后再打开，发现它在播放韩剧。

一如往常，外国记者全力以赴报道着消息。CNN记者Will Ripley在天津一家医院门口，通过手机上的Skype连线直播，突然被人围攻并打断直播。CNN主播评论暗示受到中国政府干扰。随后有现场记者证实，打断直播的是受难者亲友，有人激动地高喊“不能让外国人报道”，群众开始推搡Will Ripley。CNN也做了更正。

《环球时报》对这场“误会”如获至宝，似乎想用它来证实中共官方对灾难新闻的管制都是“误会”。然而，不是官方工作人员而是受难者亲友阻止外国记者报道，这难道不是更能印证中国新闻管制的普遍现实吗?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你会听到“不能让外国人报道”这种话吗?即便是悲伤过度，情绪激动，不是将愤怒指向城市管理者以及新闻管控者，而是指向外国记者，这正是中共官方多年来灌输“外国敌对势力”、污名化外国媒体的结果。

新闻管制的受害者，首先不是外国媒体及外国人，而是中国媒体和中国人。事件发生至今，官方仍然不知道发生爆炸的危险品是何种物品，也就不知道其后续灾害如何应对。正如网民议论说，有人在网上写一句批评中共的话，一分钟后他们就能知道;有人在仓库里放了可能炸毁整个城市的危险品，直到爆炸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不以管制言论的力度来管制危险品?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报道，“网信办”、“天津市委宣传部”及“某省宣传部”均发布了禁令，要求对天津爆炸事件的报道“只能使用新华社和权威部门和媒体的稿件。各网站不可私自采集事故新闻，发布新闻不可擅自添加个人理解，不要搞信息直播”;“本市各电视台，广播电台，纸媒和新媒体单位，全部编辑记者包括播音员主持人，一律不可私自对爆炸事件发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不可参与事件传播”;“天津塘沽开发区爆炸事件撤出头条及头图推荐，清理跟帖，不要转载非新华社稿件，已转的请撤后台”。该网站长期在“真理部指示”栏目披露中国宣传禁令，多被证实，也未见中共官方否认。

宣传受害者成为灾难的部分原因

中国媒体还惯于“将坏事变成好事”。天津媒体报道的第一则消息，不是爆炸现场情况，而是中央及市领导如何关心，指示全力抢救。无数网民对这种言论控制下的媒体表演感到愤怒，他们对灾难之后伴随着的“感动”报道表示了强烈的厌恶。然而，仍然有很多人在期待着这种感动，因为这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灾难报道模式。而且，数量众多的网民留言谴责“别有用心”的政府批评者，痛骂要求追究政府责任的呼吁，诅咒不愿跟着官方报道“感动”的人，提醒大家“不要上外国媒体的当”。这些网民中间有大量受雇于宣传部门的“网络评论员”，但是很明显也有很多来自普通网民的“心声”。

至少有成百上千的民众成为爆炸事件的直接受害者，间接受害者更不计其数。而中国宣传模式下的灾难报道受难者，范围更加广泛，数量也更加庞大，他们不知受害而乐其所得，外界也习惯性地予以忽略。在很大程度上，在跟着官方报道议程设置的感动中，他们成为灾难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