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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我们终将老无所依? 2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一二线城市的“4-2-2”的典型家庭,4个老人55岁都有退休金(女性)或有固定收入。“独一代”夫妇30岁,都有稳定工作。我们可以保守的估算家庭的抚育成本如下:夫妇有住房,贷款额100万,还款年限25年。
在孩子不读国际学校、不自费出国的情况下,每年每个孩子的花费为3万元。夫妇二人的生活费也为每人每年3万元。
在没有失能的情况下,每年每位老人由夫妇提供1万元的生活费。这意味着,到4个老人80岁时,夫妇二人55岁,已经或即将退休,需要准备的花费是:
1×4×25+3×4×25=400万
这还是在家庭成员没有重大疾病和意外发生的情况下,夫妇二人平均到每年的净开销将是16万元,还没有算上通胀率。
从以上例子来看,想要“二胎”,独一代夫妇需要保证每年净收入在20万元以上,此外还需要有50-100万的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幸运的话,这笔钱能够不被动用,将和茫远的退休金一起构成独一代的退休储备。
有人会说,不同城市的房价和物价水平不同,但考虑到房价、物价和工资的联动效应,不同城市“独一代”家庭的经济压力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很多独一代在异地定居,父母来照顾孩子需要有居所,如果需要改善居住环境,租房和买房的成本更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由以上假设继续推演,“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出于经济压力也不会做出选择。之所以用“似乎”,是因为在生育面前,中国人所迸发出的激情是无法阻挡的。
如同莫言的《蛙》所描述的那样,在基因复制的本能信仰面前,很多人都变成了勇敢的战士。但莫言所描述的“战士”主要为农村家庭,在城市文明的浪潮中,更多人习得了理性计算。在北京,今年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为36.8万元,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作为独一代,为了年老时生活有靠,只能多挣钱,同时也不能太拼命,有个三灾八难的家里也伤不起。而政策制定者们,又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专家说过:“要感谢那些当年没有遵守计划生育的超生者,他们延迟了老龄化危机,让我们有喘息之机。”
到现在,几年过去了,这宝贵的喘息之机也要消耗殆尽了。生育政策、养老制度,都还在“从长计议”。每天下班回家时,看到租住在地下室打工者的孩子们,操着带着各种方言的普通话疯跑疯玩,我好像有了些虚妄的勇气,继而涌上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