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日本近代资本经济的根基、文化理念、价值观，都是通过被誉为日本资本经济之父、商界之父、企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终身追随孔子的教导而建立起来的，孔子的《论语》成为了指导日本资本经济、领导各界商才的导师。

涩泽荣一说，现代社会出现的人才过剩、就业难是因为现代教育将智育与德育颠倒了位置。现代的年轻人不懂得考虑现实的需要和自己的条件，变成了盲目追求理想，人人都不甘屈居人下，谦恭务实的修养荡然无存。其实涩泽荣一在年青时也曾经盲目追求过，他的实际教训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借鉴。

涩泽荣一也曾盲目追求
在《论语与算盘》的“一生中应走的道路”这一节中，他写道：“我于十七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将来成为武士的志向，因为当时的实业家们，跟农民一样受人歧视，社会上几乎不把商人当人对待，处境实在太恶劣了。”他看到日本幕府末年的状态，只有武士才有地位，商人是被人鄙视的。他那时很年轻、很不成熟，被人这样对待非常不甘心，觉得出身在武士家庭的人，即使没有学识也能获得高等的待遇，实在太不公平了。

他说：“自己再也不甘心作为农民或者商人度过一生，想要成为武士的念头越来越强。”他为了摆脱低等的身分，为了变成武士，走过了一段弯路。他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一直走到了政坛，任职于日本的大藏省（财政部）。他说自己深深痛悔，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荒废了。

直到明治四、五年，他才下决心离开政界，投身实业界。

他说直到那时他才发现，从政并不适合他的性情和才能，他反思自己：“我年轻时的志向缺乏自知之明，不符合自己的能力，所以才会感到无奈、迷惘和动摇。”他说如果不被身分的高低所左右，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条件、性格、才能和素质，才能够本分地、踏实地做好自己最擅长的商业上的业务，这样必定早早地就积累了多出十几年的实业经验和素养，就会比现在更有成就了。

所以他希望后人能够引以为戒：要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不要盲目追求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为了个人的自尊，为了提高身分而努力，不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安于本分、踏实做事，做有价值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更加重要。同时他也看到：人们看不起商人，是因为商人当时完全不懂得以“仁义之道”经营事业，一味地追逐利益，人格非常低下，才是被人鄙视的原因所在。

摆正“义与利”的关系
那么不当武士，如何才能被人尊重、提高地位呢？他从小就学过的《论语》等儒学知识让他冷静下来，自己作为有儒学修养的人，难道不当武士、不从政，就不是“君子”了吗？到底自己学习儒学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清醒地看到：武士阶层虽然受过儒学教育，懂得“孔孟之道”，但是却走了极端，以为“君子”就不能讲金钱，躲避从事商业，对经商避之不及，造成了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如果经营商业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仁义的“君子”，摆正仁义和利益的关系，不就能够造福社会了吗?

他指出：人的生存和教育，人与人的各种活动的开展，以及国家的各项开支，哪里都是需要钱的。如果人人都不去赚钱，何来的收入？何来的经费？国家的经济如何变好，国家如何变得富强呢？可惜，后世的儒学者走入了一个狭隘的理解，把金钱和仁义对立起来，其实孔子从不排斥金钱财富，只是让人们正当获取，正用财富。

后人偏激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本意是劝人不要堕落、不要见利忘义，没想到走到了极端。变成了君子要避开金钱，经商的都是没受过儒学教育的人，以至于商界变成了“卑鄙、低贱”的代名词。所以他从新还原孔子的真意，将孔子的《论语》作为办实业的指导，以现代资本经济的方式实践儒商的宗旨，创造正当的财富用来富国济世、福泽社会，这本来就是儒生的大志。

他告诉后人：任何职业只要是做法、心态符合“仁义之道”就没有罪恶。如果能救济社会，无论你做任何一种工作，不分大小、不分高低，就都是高尚的、都是尊贵的，就看你自己如何来实现。青年学子不要好高骛远，要踏实本分，只有人格高尚，并心怀仁爱之心，这样任何一个理想、任何一种事业和工作，都不会低贱，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