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外界关注面对新任美国总统川普的“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等经济政策，习近平将如何平衡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市场上传出北京将推出史上最严厉的资本管制措施的消息。如果属实，国人向境外汇出人民币也将受限。

据《金融时报》日前引述内幕消息指，国内银行被要求汇款业务保证净流入，为此，上海各间银行每允许客户向海外汇出100元人民币，就必须“进口”100元回来。而此前的规定是：每汇出160元，要“回流”100元。北京则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措施：每汇出80元，就必须“回流”100元。

受人民币贬值、美联储加息及中共高官向海外转移资金影响，两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了近万亿美元，根据中共央行1月7日公布的数字，2016年12月末的外汇储备比前一个月再减少410.81亿美元，跌至30105.17亿美元。中共央行–人民银行没有说明外汇储备的最低门限值是多少，但一位中资银行交易员曾表示，3万亿美元这个重要心理关口一旦突破，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法国兴业银行则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最保守的建议为2.8万亿美元。

外汇管理局已经悄悄推出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限制部分省市的外汇数量、对银行设置每月外汇交易上限、收紧交易金额的审批门槛等等。如果前述消息属实，这将是北京方面继续为系列资本管制政策堵漏洞之举，因为向境外汇出人民币款项，然后在境外兑换为外汇，是规避新的资本管制的一种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拒绝对该消息做出评论。

路透社本月中旬曾援引多名银行业人士指，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警觉，阻止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外管局已通知银行业者，不能说外管局在控制资本外流，并确保研究分析师不要对外发表关于人民币前景的负面观点。
中美贸易战号角响起 保护外汇储备是关键战役

川普本周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第一个工作日就兑现了关于撤出TPP的许诺。这给一直在关注川普经济新政走向的观察人士留下深刻印象。此前外界一直猜测，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的种种“惊人”承诺，究竟能兑现多少。现在大家几乎不再怀疑川普将很快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大规模减税以及通过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去年12月在某峰会上说，川普这几项政策一旦实施，“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像土耳其、阿根廷等经济面不太好的国家出现资本市场的恐慌，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困境，所以也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他认为，中国如果能管好资金外流和汇率波动，那么这一仗就能打赢。

经济学家何清涟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则悲观的多。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大难临头”，习近平必须在今年9月十九大召开前进行经济维稳，这“可不是短期行为伤及长期健康繁荣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必须熬过今天才有明天的问题”。何清涟同样也提到，中国经济能否稳定的关键战役是外汇储备保卫战。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现在面对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双重压力。

一般来说，若要在短期内阻止本国货币贬值，只能运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卖出美元或其他储备货币，买进本国货币的方式。但货币贬值本身又会促成“走资潮”，导致外汇储备下跌，使国家失去阻止货币贬值的能力。外汇储备和货币汇率间互相影响。

中国外汇储备有四个主要来源：一中美多年来的巨额贸易顺差（美元占中国的外汇储备的60%以上）；二是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三是外国贷款的持续增多；四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游资”流入。如果川普“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经济政策奏效，加上企业离开中国市场浪潮兴起，前三个外汇储备来源都将不复存在。

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14年一月的6.09元人民币兑1美元贬至去年12月底的6.9283元人民币兑一美元。无论其原因是受中国经济下行影响，还是如外界传说是习近平趁川普未上台之际调低人民币汇率以保出口，目前来看，外汇储备额与人民币汇率均都已到达关口。北京方面已经定下“破七保三”的战略目标：人民币兑美元暂不破七、外汇储备总额不能低于3万亿。

因此当局才出台了前述一系列管制措施，希望阻止资金以其他形式外流。其他新规还包括：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且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据路透社，外管局向至少两家银行发出口头指令，要求资本项下500万美元或以上资金的汇出报外管局审批，而原本的规定为5000万美元。

彭博社更在日前爆出北京内部消息，称中国已准备汇率风险应对预案，必要时将强制结汇。
江泽民遗祸  令习近平左右为难

虽然中国外汇储备流失的警钟是在2016年响起，但这一过程早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

江泽民在创造了大批贪官污吏的同时，也令国有财产被权贵高官瓜分。仅以2015年被判13年监禁的江派“中坚层”成员、中共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为例，法庭判决书显示，李春城造成的公共财产损失达近5.8亿元人民币。在瓜分公共财产后，这些官吏几乎清一色的选择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何清涟曾提到，1989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据中共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约为480亿美元，比当年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2003年胡锦涛就任中共国家主席之初，仅8月单月，统计在案就有527名高官外逃、450多名高官请假未归失踪，创近三年来单月外逃失踪最高记录，共有约8亿美元被卷走。

至于江泽民自己及曾庆红等江派头脑涉及到的金额就更巨大。已落马的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宝曾供认，国际清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的无人认账的20多亿美金是江泽民十六大前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至海外的。

另外，在江泽民执政期间膨胀起来的中国外汇储备并非如官方所说能够彰显中国经济实力，恰恰相反，因为中共执行“印人民币-收购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的政策路线，外汇储备虚高的同时造成了人民币增发、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等等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位美国华侨给大陆的家人寄去100美元，家人拿着支票去建行取钱，建行按比如7:1的汇率，给家人700元人民币，然后建行再拿这100美元支票到央行（人民银行）去要回700人民币（不算手续费）。央行于是就开动印钞机，印出700元人民币给建行，再把这100美元计入国家的外汇储备，拿去购买美国国债了。

虽然这是用个人为例，但企业挣来外汇后到银行结汇的过程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用财政收入到市场上购买回来的，而是靠多印发人民币实现的。这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受控有关。

大量增印人民币一方面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令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6年2月底总额为8000亿美元，首超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到2011年12月底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

中共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二大“债主”，造成中国人省吃俭用应对通膨问题，同时却一直在给美国人贷款的诡异现象。同时，美国国债的回报率之低令2003至2013年间的对外投资多为亏损，一项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13年一年中国外储投资就亏了599亿美元。更糟糕的是，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为应对危机，推行了以“加印美元”为主调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令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习近平上台后，面对种种“前朝遗祸”，虽然并不能真正实现开放市场政策，相反只能加强对外汇、资金及市场的管制，但习也只能打出支持全球化的旗号，希望借助全球市场消化过剩的产能并将外资引入中国市场。但中共体制造成的弊端积累至今，无论官方如何释放市场开放信号，都已无法拦阻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离开中国。

据法广报道，会员来自中国和美欧亚等地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上周公布的一份会员调查显示，八成企业发现在华利润率若非低于便是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众多的商业壁垒；逾半数企业感觉外资企业在政策法规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超过60%的企业对中国（共）政府在未来三年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缺乏或没有信心。总之，越来越多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扩大投资的优先考虑目的地，只有56% 的企业仍将中国作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较四年前大跌22个百分点。

《苹果日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警告说，对所有新兴经济体来说，最大的梦魇是资金忽然大量流走，一方面令外债变得难以负担；另一方面令本地金融体系周转不灵并导致实体经济受损，随时陷入严重衰退。

文章说，虽然以体积而言中国已不能算是新兴经济体，但以体质而言中国却不会比新兴经济体好多少，特别是中国（共）政府一直实行外汇管制，企业及个人习惯稳定的外汇环境，一旦环境有变特别是汇率不再稳定，企业及个人很容易出现恐慌情绪，争相夺路而逃以保护本身及企业的资产不受汇率贬值侵蚀。从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到九七、九八亚洲金融风暴及俄罗斯债务违约，这些金融灾难的引发点都是资金突然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