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今天，大多数人的目光聚焦于人民币是否可以加入SDR，加入SDR就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之一，希望通过国际上的认可来为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信心。那么，进入了SDR就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这是有很大疑问的！SDR定值货币之一的日元，在最近三年多经历了接近50%的下跌，欧元在今年也经历了很大幅度的下跌，可未进入SDR的瑞郎，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被认为是稳定的货币代表，任何一个持有者在任何时候都有充足的信心；其二，外国人是否承认一种货币的价值，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货币价值是否稳定，在这一点上，外国人和中国人并没有区别，洋人认可也不代表货币的价值就稳定，相反，当内在的价值不稳定的时候，洋人会率先抛售。

今天，是否可以加入SDR，除了满足一点虚荣心之外，并没有其它的意义，最应该做的是解决人民币内在的问题，当内在的问题解决之后，还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邀请你主动加入？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3967亿元人民币，连续两个季度下滑（一季度顺差为4638亿元，二季度顺差为4470亿元 ）；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967亿元人民币（一季度逆差1099亿元，二季度逆差2482亿元），今年以来连续两个季度扩大，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14012亿元人民币，储备资产减少10046亿元人民币。

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075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7548亿元人民币，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1734亿元人民币，储备资产减少14169亿元人民币。

若按美元计价，2015年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63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59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664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236亿美元，二次收入逆差57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634亿美元，其中，资本账户基本平衡，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239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1605亿美元。

按美元计价，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12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157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609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340亿美元，二次收入逆差8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219亿美元，其中，资本账户顺差3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3498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277亿美元。 ”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维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正动力是货物贸易项目。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差4157亿美元。可我们也知道，国际大宗价格下跌对顺差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这不是可持续的行为，其次，中国经济是集权式的，举国体制下形成的贸易顺差的含金量是有限的，未必能反映真实的出口商品竞争力。比如：今年来，钢铁出口增长是典型的例子，今年几乎大部分钢铁企业亏损累累，可出口增长，这说明钢铁企业不是出于成本的因素而实现竞争力提升，而是政府补贴支撑了他们的生存，增加出口不过是解决了一些就业问题，没有带来企业的实际盈利，有此形成的货物贸易的顺差不值得沾沾自喜，并不是真实的国际竞争力的反映。这种顺差会给财政加大压力，恰恰是货币的问题之源。

服务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形成的原因是雷同的。

一个国家的服务项目是否可以形成顺差，在于自身的社会治理水平和管理水平。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1609亿美元，第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664亿美元，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以老百姓体会最明显的旅游业为例，中外著名旅游景点的门票差异已经显而易见，服务管理的漏洞也清清楚楚（30元的大虾是一个例子），如果地方政府依托在人文、地理景观上的垄断优势继续热衷于提价，而不真真切切地改善服务水平，逆差还会扩大。根源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提价太随意，只有建立完善的、以法律为基准的听证制度，将提价（价格）与服务水平的提高紧紧绑定在一起，实行第三方管理，才能制约权力之手,才能改进竞争力。

再看资本，资本为什么出走？虽然出口还是顺差，但不代表商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展现的是扭曲的现象。很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财政补助，丧失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后，资本就只能流出。当资本出走以后，政府可以用财政补贴维持出口，但最终财政就会难以持续，这将给人民币币值带来强大的压力，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只有出口商品具有公正的、均衡的、足够的竞争力，形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才是有意义的，此时，才可以逆转资本流出。

资本流出，本质上是宣告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丧失，一时的贸易顺差（财政补助和大宗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并不能掩盖这一点。

一些朋友疑惑，境内的国际资本（产业项下和金融项下）流出，会否造成央行无法应付、需要被动卖出黄金的局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境内有多少国际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央行是清楚的，然后对比一下自身拥有的国际储备的流动性，也可以做出预案，一般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局面，除非央行将小学算术都忘记了。最严重的问题是，当国际资本流出时，意味着国内商品和服务的出口竞争力不足，资本投资收益过低，人民币资本就会跟随流出，而央行为了保护国内的资产价格和经济需要，需要保持国内的人民币流动性，这就对自身的国际储备形成强大的冲击，这场冲击的力量完全是不匹配的，一方是庞大的人民币存量，一方是有限的国际储备，这才是未来问题的焦点所在。这部分人民币资本中，也有几种分类，第一是避险资本，当正常的收入进行避险的时候，无可非议，这里上升不到什么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高度；第二，黑色资本，比如贪污纳贿款项，对这部分资本需要打击，而且要严厉打击；第三，产业资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流出，也不是打击就可以限制的，也不应该打击，因为他们的来源是合法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改善自身的投资环境，即便打击，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流出。

过往的实例数不胜数。1945年的时期，冲垮法币汇率的不是什么国际资本，而是法币持有者；冲垮卢布的也不是什么国际资本，而是本国的卢布持有者。对任何一国央行来说，应对国际资本只是小学算术题，而应对国内的本币持有者是一个微积分的题目，宋子文先生、穆加贝和普京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

此时，有些执政者热衷于使用限制兑换来应对严重的局势，可黑市的出现只能造成本币持有者更大的恐慌，结局美妙吗？看看前苏联、2009年以前的津巴布韦、甚至1945年的蒋先生，就知道结局是否美妙。所以，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建议政府实行外汇管制而不是解决内在的问题，不知道是爱国还是爱自己，实际上，是将中国引向夜路。

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是否加入SDR并不那么重要，外汇管制更不可取，改革社会管理水平，提升服务业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才是重中之重，这才是提升人民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希望管理者正视这些问题，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做法，也是国家之福，热衷于文过饰非最终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