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铭

在中共的学生课本中，描绘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一穷二白”。在中国大陆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甚至在民间一度兴起“民国热”。到底，1949年之前的民国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
回忆当初的民国，即使是刚诞生不久的《临时约法》，都能够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在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

1912年5月20日，上海记者戴天仇在《民权报》发表了著名时评〈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事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名义致电上海：“言论自由，为约法保障。”最后《民权报》涉嫌“言辞过激、鼓吹杀人”，却仅被上海租界公审判处“罚洋三十元”！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自然，办报纸、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中共于是借此自由空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

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不过受共产党的鼓动，学生们还是上街高喊“反饥饿，反迫害”，讽刺的是，中共接管之后，助学金立刻没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怜的程度。

中共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迷惑了人心，然而在1949年之后，却施行报禁、党禁，唯恐百姓有任何的言论表达空间。

民国时期的生活水平

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不断地宣传，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真相如何呢？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内战、内乱；国民政府时期，内有共产党悍匪内乱，外有日本强敌侵略，还有苏俄的影响，但是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人的温饱没有问题。从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导致近两千多万军民伤亡，在1942年，曾发生局部的饥荒，其他大部分时间，中国人的吃饭没有问题。

《青岛党史资料》中记录著，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得过去。

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在经费拮据中却仍能维持社会稳定的生活水平，显现当时国家预算的利用算是有效率的。

所谓军阀却是呵护百姓
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后惊奇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

军阀割据，但对于管辖属地却是呵护有加，彼此战争带来了战火，士兵伤亡，却并不毁灭性地破坏对方的民生民用。因为军阀也不糊涂，如果双方都毫无底限地破坏对方的资源，两边儿很快就是鱼死网破，山穷水尽。

1927年10月，涿州之战打响。奉系攻，晋系守。围城一月，城中粮缺，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双方停战，打开城门，放出妇孺，然后再战。围城两月，城中存粮尽，最后谈判，守方决定仿照三国时“降汉不降曹”的办法投降。涿州之战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恶战两月，令人尊敬的是，两边都不以百姓为筹码。

民国时期的地主农民关系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土改”的口号。中共派出工作组，每到一处，中共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作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人为地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

然而，据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的研究，民国时期“土豪压迫农民”的说法，根本是不存在的。

在高王凌新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研究表明，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间（简单平均是36%），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这一结论引起巨大的反响，完全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地主阶级”的定论。

高王凌说：“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

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的民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

老百姓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人跟人之间根本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中共“阶级斗争”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