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轶飞

如上章所述，“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所以，从此角度去看历史的变局，会看到制度之变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代、不同的道德状态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去保障文明之运化。

人类是以道德属性为其根本属性的。直接与道德相关概念，如：哲学、思想、精神、人格之类，通常会被摆放在一个根本的，或者说优先的位置。譬如：哲学会被视为各类学科艺术的终极形态；又如：“我思故我在”，就是将思想的存在作为生命存在的实质；再如：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即使活著，也会被视为行尸走肉。

以文明为主线看历史
所以说起这些，是因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历史。对于历史，读史者通常会有几个关注点：文明、制度、生产力、战争。严格来讲，制度、生产力都可划入文明领域。但此处所以分别提出，则是因为这些要点常常被读史者单独提出讨论。

然而，以不同的要点为主线去读史时，会读出全然不同的历史，并对今天我们认识现实、解决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

回到开篇所述之观点，人类以道德为根本属性，且直接与道德相关的事物一向被摆在根本或至高地位。应用于历史，由于道德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表现为文明运化（此一观点在《大一统    文明一统》中已详细述及），故而，诸多读史切入点中，文明则是一个根本的角度。以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历史，会看到制度是文明之产物，亦是文明运化之保障，而战争则是在文明运化的环境被破坏时，借以恢复秩序的一种暂时、非常之手段。

“大一统”的文明运化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之制度
如上一章《大一统   文明一统》所述：“『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这也就是古时王者授命，都要修文德，广教化的原因。”所以，从此角度去看历史的变局，会看到制度之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那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的道德状态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去保障文明之运化。

三皇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皇之世“以道化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道”。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质朴无欲，“与天地通灵”。且与此道德、文明状况相应的制度状况则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无需制度之作。

五帝之世
如前章所述，五帝之世“以德教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德”。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五帝之世被孔子形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盖夫子所说大道，非三皇之道，实则是对五帝之德的另一种描述。

然而，此时道德状况已逊于三皇之世，所以，三皇时可以无为而治，到了五帝之世则行之不通，于是五帝之首 —— 黄帝“始作制度”，制度成为维护文明运化之需要。

然而说到制度，制度有大有小、有繁有简，本文所关注之制度，则是从文明史角度为考量，对文明史进程影响尤著者有二：其一为天子传位之制度，即禅让制与世袭制；其二，姑且称之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即封建制与郡县制。五帝时，天子传位因其道德之高势而行禅让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则为分封制（亦称封建制）。

三王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王之世以王道治天下，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王道”。王道表现为合仁义、用公正、“以功劝民”等等。

然而所谓“王道”之道又逊于五帝之道，孔子谓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正是五帝时的“天下为公”已转为“天下为家”，宗法观念形成并确立。

而与此道德、文明状况相应之制度状况亦须随之变化，此一历史阶段中，制度最显著之变化则是天子传位自此非由禅让，而由嗣立，是所谓家天下者。此即《大一统   序》所提及的，中国历史三大变局之首：启嗣禹位，开启家天下。

历史变局之实质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人类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文明史，文明是道德之表现，不同时代道德状态下，有不同的文明表现，不同的文明表现需要不同的制度为之保障，所谓历史之变局，其实质即是如此。

此外，我们亦可做制度史、战争史、经济史、文学史、科技史等诸多研究，但这些都应作为文明史项下之细目，换言之，要在文明史史观下，以文明为主线去做各种细划研究，才是不离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