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是近百年才有的新词，古代称作润笔。这个称呼来自于隋朝，《隋书•郑译传》有一则故事：郑译为皇上拟诏书，有人戏称他「笔干了」，郑答：「不得一钱，何以润笔？」自此以后把稿费、书画酬金称为「润笔」。

陈阿娇给千金
司马相如撰文

西汉武帝时，陈阿娇皇后被贬至长门宫（冷宫），终日以泪洗面，遂辗转想出一法，命心腹内监，携黄金千斤，请求大文士司马相如代做一篇赋，写出自己深居长门的闺怨。司马相如得悉原因，挥毫落墨，落笔千言。这赋叫作《长门赋》，诉说一深宫永巷女子愁闷悲思，写得委婉悽楚：「……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汉武帝读了受感动，陈皇后重新得宠。

《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那时还没有润笔这个规矩，陈皇后是以向卓文君买酒的方式送黄金，算是一种变相的支付稿酬吧！

可观的润笔

东汉蔡邕以文学、书法冠绝当时，尤擅长制作碑文题记，上门求索者甚众。依据顾炎武《日知录》考证「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谢，自晋、宋（这里是指南朝的刘宋政权）有之，至唐始盛。」也就是说，到了唐代，润笔就成了一笔约定俗成的收入了。那个时代，有不少文人曾拿过数目很可观的润笔，令人羨慕不已。

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很善于写文章，不但写得快，而且文辞华丽。请他代笔写文章的人很多，因此，他家里「金帛盈积」（《唐才子传》记载）。

曾任北海太守的唐代书法家李邕，他不但书法写得好，文章也一流，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和各地寺庙，纷纷拿着金钱请他写文章，一生写过八百篇，「受纳馈遗，亦至巨万」。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英才，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他人。

杜甫有诗描写李邕家的豪华奢侈：「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新唐书》本传上说，当时大家公认，自古以来，因为写文章获得钱财之多，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韩文碑赞韩弘
得惊人润笔

唐代宪宗年间，李愬曾出兵奇袭，雪夜克蔡州，活捉了地方「军阀」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淮西战役。但淮西报捷后，韩愈为《平淮西碑》撰写碑文，把功劳记在另一位大将韩弘身上，对李愬则一笔带过。韩弘喜出望外，拿出五百匹绢赠韩愈。而淮西将士对此极为愤怒，故李愬部将石孝忠冒死推倒了韩文碑。虽然韩愈写的碑文表彰的对象有争议，但此文确实写得精彩备至，古意盎然，桐城派大家张裕钊赞为：「此文自秦后，殆无能为之者。」此碑文如行云流水，如大江出峡，汪洋恣意，一挥而就。文章之华美，可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

按《中国物价史》第109页所记唐朝开元盛世时物价，绢一匹值两百文，米一斗值十三文，韩弘寄给韩愈的五百匹绢，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又按左光明《中国度量衡考》第259页所记唐朝量器，当时一斗米约有13斤。现在买13斤普通大米，大概需要26元，买7,690斗则需要199,940元。也就是说，韩愈一篇文章就拿了近20万元稿费。

韩愈的这篇碑文，全篇只有1,505个字，换言之，每个字至少132元。韩愈还写了《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均价值不菲。据说在韩愈死后，刘禹锡给他写祭文，曾赞之：「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裴度给润笔
皇甫湜嫌少

据洪迈《容斋续笔》第六卷记载，跟韩愈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写手皇甫湜给裴度写过一篇碑文《福先寺碑》，裴度赠送给他车马缯彩已经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不满意，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须三匹绢，你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皇甫湜是元和元年（806年）进士，历陆浑县尉、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他是韩愈的学生，与韩处于师友之间，皇甫湜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今传《皇甫持正文集》六卷，文三十多篇。

白居易捐润笔
古人以墓志铭获利

唐朝后期著名诗人元稹死了，白居易给元稹写了一篇墓志铭。元稹的儿子为给白居易的这篇墓志铭发像样的润笔，不惜拿出银制的马鞍、玉做的腰带以及丫环、马车和绫罗绸缎等等好东西，折合铜钱六、七十万。笔者考证，白居易在他的〈修香山寺记〉中，曾详实记载了他反复谢绝老友元稹作墓志的报酬，不成后遂将其捐献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元家给他的「舆马、绫帛，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他全部捐给了香山寺，并称「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元稹的字）」。

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载：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彩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比如《蔡伯喈集》中竟然出现了为十五岁的幼童撰写的碑文，比如赵令畴《侯鲭录》中竟然有一位叫做马逢的人天天盼望别人死后，好撰写墓志铭以获得金钱。

古籍记载润笔之例

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五年的《宋朝事实类苑》，共七十八卷，记录了北宋太祖至神宗百年间的史实。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怀了。

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笔记《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

明代中后期 润笔渐普遍

明代的润笔，初期为个别现象，至中后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明朝中期以后的文化作品商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翻开明代中期以后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不管是倾朝权贵，还是清正官绅，都充斥了应酬性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了费的。

例如：海瑞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作文，接受馈赠。如接受琼州府官员、书生以及乡绅请托，作〈赠史方斋升浙藩大参序〉、〈赠总督府洋山陵公罗旁序〉、〈赠大尹吴秋塘德政序〉等歌功颂德之文数十篇，作〈寿顾母何氏八十三序〉、〈贺屈元礼生子序〉等颂寿贺生之文数篇，以及〈内江龚氏谱序》和〈汴水寻源卷序》等，都是有酬谢的。

明代的润笔之风更盛。清初，病危的钱谦益，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三篇文章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这三篇文章是墓志铭、诗序和庄子注序。

清代的郑板桥晚年所写就的妙文〈板桥润格〉，更是对自己作品的润笔明码标价。他自订润笔费标准、拒收礼物，且作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其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态确实是惊世骇俗的。据考证，郑板桥写下〈板桥润格〉的乾隆中叶，每两银子约合五百文，每斗米价值六十文。也就是，郑氏每作一大幅，可买米五十斗，亦即一千斤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