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经常鼓励大臣们敢于提意见，敢于说真话，认为直言比敢为更可贵。图为明代殿试。（公有领域）

1402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称帝，改明年年号为永乐元年，一切沿循明太祖时制度，是为明太宗（后改为明成祖），他也是有明一代最卓有建树的伟大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雄才大略的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勤奋、节俭、体恤百姓的长处，但却摒弃了其父晚年猜忌、武断的短处。他为人果敢英武，驭臣威严，但并不武断，而是善于纳谏，主张“用法当以宽”，“待人当以诚”；他不仅注意守成，而且励精图治，使明朝在永乐年间进入繁荣辉煌时期。

勤政并虚心纳谏

明成祖与明太祖一样，也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虽然精明能干，但并不自满，依旧虚心纳谏，这是每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所必备的重要品质之一。

历代大多数皇帝一般都是早上上一次早朝处理政事，很少有上晚朝的，但明成祖却除了上早朝外，还要上一次晚朝。晚朝之后，则把六部尚书等近臣留下来，商量重要事宜。这是因为早朝奏报的消息多，时间不充裕，没有时间和大臣们交谈；晚朝事情相对少，时间较多。此时，他让大臣们畅所欲言，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

明成祖朱棣（羊妹／大纪元制图）

成祖即位后，就晓谕群臣说：“大凡人的才识不同，或长于这方面或短于那方面，如果事情有过错失误，可以马上指出，我不会责怪。如果隐而不言，时间长了才发觉，这就与欺骗差不多，法则难容。” 以此提醒大臣们匡正自己的过错。

成祖还经常鼓励大臣们敢于说话，敢于提意见，说真话，认为直言比敢为更可贵。“敢于做事的大臣容易求得，敢言的大臣难得，这是因为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是不多见的。如果可以使进言者无所畏惧，听言者无所抵触，又何必忧虑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他还下令有司重修铮臣比干的祠墓。在成祖看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

对于敢于直言的官员，成祖予以表扬和奖励；对于那些不肯直言的，则予以责备。如永乐初年，浙江有一个教谕（注：掌管孔庙祭祀、教育县学生员）上书进谏，提出地方上几件当办的事情，成祖通告嘉奖他，并把上书拿给大臣们传看，希望身边的他们也当如此。

还有一年，成祖让吏部挑选一些在州县任职多年、关心百姓疾苦、办事能力强的官员进京到六部任职。在他们到京后，成祖要他们大胆直言，指出地方弊政，但起初却没有一个人上书。成祖很不高兴，叫相关官员转告自己的希望和不满，同时他还对身边的近臣感慨“敢言之臣实在是难得”，并再次提醒大臣们时刻指出自己的过失。

永乐五年，开平卫卒蒋文霆上书说有司在民间购买各色物料时，名义上虽是买，但实际上是强取于民，老百姓万不偿一。如果是当地的产品，尚可以筹措；如果不是，则需要多方筹措，以致倾家荡产，因此他建议今后如果有司妄取老百姓一钱者，应当以受财枉法论。如果各色物料不是当地所有者，应该让有司勿取。成祖采纳了这个建议。

成祖还十分讨厌阿谀奉承的官员。一次，贵州布政司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的恩诏到达思南府，太岩山间都响起“万岁”的声响，这是皇上的威恩远加山川的灵验啊！一些大臣听了这段话都纷纷向明成祖祝贺。成祖面现不悦，说：“在山顶上呐喊，千山万谷都会回应，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你们想用阿谀奉承来讨我欢心，实在不是贤人君子的作为！”

对于祥瑞之事，成祖也谨慎对待。永乐初年，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上表祝贺，认为是圣德广布，天下太平的征兆。成祖对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说：“瑞麦固然是祥瑞，但四方远近，如果万物没有得不到相宜的处所，那可以说是太平。但是现在内外果然没有一个人有怨气的吗？朕看上表只是觉得更加惭愧。君臣相处贵在以诚，谀佞不是治世之风。”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仁兽驺虞，群臣朝贺后，成祖对侍臣说：“刚才听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果有一个人有怨气，怎么能说得上是仁？一念不诚，怎么能感动上天？我正日夜担忧，怎么可以说驺虞是天降祥瑞于我呢？”“祥瑞出现，容易令人骄傲。是以古代的明主遇到祥瑞时都自我警醒，不会因为祥瑞懈怠。如果驺虞果然是祥瑞，我要更加谨慎。”类似的事情发生好多次。

一天，成祖来到武英殿浏览《存心录》，他对翰林侍臣说：“刚才看（南燕）慕容超在郊祭时有异兽出现在坛的一侧，隋炀帝在圜丘祭祀时遇到暴风，仪式没有完成就结束了，后来两个人都很快就死了。古人说惟德行动天，没有德也动天。善则降下祥瑞，不善则降下灾祸。”又说：“祭祀时固然当诚敬，但一定要平素积累善行才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只是在祭祀时表示虔恭，这怎么可能有获福的道理呢？”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上书请封禅，尚书吕震请成祖接受这个建议。成祖对吕震说：“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间或有之。朕每次听闻郡县上奏，内心未尝不惶恐，怎么敢自己说是太平之世？况且唐太宗亦不曾封禅，魏徵每以尧舜之圣来看太宗。你们想让朕处于太宗之下，还是像魏徵一样爱君王！你们当以古人自勉，才能不负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