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 2
2016-02-08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来源: 凯迪社区 责编: 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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