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

文｜张真瑜

2013年4月初，我在凤凰网开选题会，那次会议请来了原《新京报》的调查记者袁凌。领导告诉我们袁凌是记者圈内的凤雏先生，尤其擅长新闻调查工作。说来也巧，当时他完成了一篇调查报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走出“马三家”〉，谁成想这一报导意外牵出了法轮功信奉者受迫害的线索，我自己总结就是捅了马蜂窝。

这篇报导写道，2013年2月初，一位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 “呼吁书”，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后来在我的采访中得知，所谓的“呼吁书”是将圆珠笔芯抽出，将书信置于其中，然后放进阴道中带出来的。费如此大周章带出的呼吁书，牵出了一个个奇怪的名词“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这些词生动地描绘出了每个酷刑。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只有国民党的渣滓洞才对中国人施以酷刑，没想到在2013年的中国，比之更甚的苦难，依旧在我们的国土中上演。

4月中旬，我亲自采访了几位来到北京的女访民，那次采访又让我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其中一名受害者哭著说，我也是一名母亲，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怎么就因为我正常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么对待我。说罢，房间内恸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一度无法进行。摄像师抹眼泪，我也止不住地泪流，搭档也在哭，我们三个可都是大老爷们儿，试问再刚强的汉子面对此情此景谁能不为之动容。

受害者告诉我们，与她们相比在马三家另一个区域中的“那些人”也就是法轮功信徒，她们的遭遇要更甚于因为上访被劳教的我所采访的受害人。在马三家，一般上访人员与法轮功人员实行分开管理，即分监区，除了集体的活动或劳动之余，二者互相有交集的机会不多。

但从施暴者的口中得知，原来“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等酷刑都是先对法轮功的学员实施，而后再经推广到我所采访的受害人中。其中，对待男性的酷刑要比女性更为恐怖。

曾有受害人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劳动场所被打到丧失意识，也经常有法轮功学员无故失踪，对于活摘器官的传闻，这些受害者们深信不疑。

这些酷刑为：老虎凳，这个就不用解释；小号，惩戒室的俗称。最窄的面积不到4平方米，没有光线，日夜靠电灯照明。受害人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空间中完成；包夹，一种劳教所内特有的监护制度，不乏各种虐待；大挂，使用手铐将人固定在床、墙壁、门等物体上，拉伸四肢，或者将身体悬挂起来，使当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极限的重力或者张力；电棍，以通电的警棍电击面部、太阳穴、身体甚至舌头，其中受害人被电过私处；卡齐，在小板凳上坐齐，背诵劳教人员行为准则，直到身体无法支持；死人床，赤身或者单衣绑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如有绝食会进行强灌，有用注射器从鼻孔注食的行为。

正如国内各类大小事件，没多久舆论就归于平静，我不知道这些受害人最后处境如何，我不知道她们的冤屈是否得以平反。我没见到施加酷刑的执法者受到惩处，即使劳动教养制度最终被废止。我更不知里面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随著劳教制度的废止而被释放，还是又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关押继续受到迫害。

当然，我知道的是在同年5月，爆出马三家的《LENS》杂志被停刊，相关报导被清理一空，就连当时上映的一部名为《被解放的姜戈》，因为片中一些酷刑与马三家略同而紧急下映修改。

我还有3个问题想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人如此残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们会天天讲时时提，对自己人的暴行为何如此遮掩。法轮功的修炼人员多为年长者，一群半截身子已经埋入黄土的人，会对政权有多大危害，为什么要杀之而后快。最后，可能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让当权者承认错误说句对不起就这么难，我都没有奢望有谁对此事负责，仅仅道个歉也不行。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国内的这一歪打正著对整个事件有多大帮助，但是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记住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其远没有看到的美好，记得即便不能阻止恶的发生，也请把枪口抬高一些。

作者简介：
张真瑜曾就职于凤凰卫视，负责中文台《全媒体全时空》节目的文稿撰写和内容把控；后负责大事件策划报导，负责原创节目《罗昌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