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侃

关于对中共病毒(又称SARS-CoV-2)的预防，我们从公共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悲观的。普通医用口罩无法阻挡病毒被吸入体内，而可以过滤病毒的N95口罩极度缺乏，连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能保证足够供应。关闭学校，关闭大部分行业的运行，待在家里躲避瘟疫。现代传染病学认为，一旦一种传染病扩散到小区，每个人迟早都会接触到，而可能被感染，目前所有的措施都是在拖延，就是只能缓解瘟疫的大爆发时间。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纽约市并没有关闭学校，纽约的死亡率比临近采用更严厉隔离措施的城市还低。但这次中共病毒的爆发，纽约却成为重灾区。我们从上周纽约市犹太人小区的一个葬礼聚集来探讨健康禁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纽约市犹太小区的葬礼
围绕4月28日在纽约布鲁仑举行的正统犹太教小区的葬礼引发官方批评和公众议论，让人们感觉到是围绕疫情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是非之争。

这场公众议论突显出在民众与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背后，同时也表现出公众在面对瘟疫的态度大不一样。对于保留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参与葬礼是对死者的尊重，即使在目前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也不能却步，躲避是对死者不尊重。

而这场冲突表现的不只是正统犹太教小区的问题，而是在面对瘟疫时，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与受现代思想教育出来的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冲突。

这种冲突也体现在各国政府在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的理念和处理方式上不一致。

居家令有科学依据吗？
面对这场21世纪最大的疫情，很多国家施行了“居家令”，但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实施放任政策。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府，在此时受到批评，疫情当前，关乎人的生死问题，批评者底气十足，声音也大了，而且科学家也加入这个批评者的行列。

有人给这种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策起了个名字，叫“佛系抗疫”，说佛系抗疫最大问题是不把人当作人。这让人感到似乎实施封城最严厉的中共才是真正把人当人，是全人类在抗击疫情的大救星。好在中共学者出来在党媒发声，解释为什么封城，“疫病是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根本没有提人什么事。它重视的是它的政权稳定，而不是人，或者人的生命。

目前实施强制措施的政府，和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府都声称是依据科学决策，实施强制措施的官员称，是否解除“居家令”，不是政治考虑，而是依据科学依据。而实施放任政策的政府也强调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理论基础上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依据科学决策。只是目前针对疫情的决策实施过程中，在科学认识上和采用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

严格地说，此时面对疫情，科学真的力不从心。因为现代科学讲的是实证，目前对这个病毒没有足够认识，在过去也没有对疫情进行过有效控制，在本次疫情爆发至今，还没有时间实施实证，一切证据要等到药物出来或者是瘟疫结束后才能得到检验和校正，那时是什么情况，现代科学很难说清楚，所以科学抗疫是空想，也是一个口号。

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戴口罩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目前推行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据是什么呢？

不论政府网站，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也只有对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政策和措施报导和建议，没有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有一些医疗官员说，保持社交距离，以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这显示官员不乐观，他们没有寄希望人们不被感染，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感染人数突然爆发，医疗系统在疫情冲击下，不堪重负被击垮。他们希望疫情能平缓。

西班牙流感的启示
从历史上看，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做法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都曾经有先例，很多卫生官员在制订防疫措施时，是沿用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在历史上这些措施执行后效果并不明显。

西班牙大流感时，美国很多地方也关闭一切公共场所，学校停课。有的地方卫生官员反应非常迅速，将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隔离，但在瘟疫冲击下也不能幸免。
当时为了配合防疫措施，有的地方还为此立法，但是却遭到民众的抵制。

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不可能绝对隔离。武汉虽然封城管制严厉，仍多次出现超市人员被感染的案例，那么这些超市员工接触到的各地派来统一购物的机构，同样把病毒传播开来，而且接触过的新鲜蔬菜都可能被污染，怎么能保证不被感染？居家令的实效大打折扣。

同样，在武汉有很多感染者是年龄很大、不能离开小区，但是却感染病毒，而一些在户外活动的人群，还有很多没被感染，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历史上的大瘟疫期间，那时交通也没有这么便捷，但还是有很多人感染。病毒怎么在寻找人群，在寻找什么人群，目前科学还不是那么清楚。有人就是不被感染，有的人能产生抗体免疫，有的人就容易被感染。

关于CDC通告的疑问
美国疾控中心（CDC）3月15日发通告，建议未来8个星期禁止50人以上集会活动，认为大型活动和群众聚会是武汉肺炎病毒在美国传播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以50人为界限，也有的地区是100人为界限，或其它数字？显然，对人数多少并没有一致的标准，重点是限制人的聚集。

对通过飞沫、接触、或空气传播感染的病毒，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对减缓病毒的传播有一定效果。但如果传播途径是通过粪口、或是其它方式感染，保持社交距离就没有什么效果。

保持6英尺（约2米）的社交距离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科学依据，规定社交距离的理由是，一般说话气流不能超过2米的距离。这个假设是病毒会随著飞沫运动。病毒是会随著感染者的飞沫出来，但出来后病毒的运动并不一定一直随著飞沫运动，病毒可能会随飞沫运动，也可能离开飞沫，自行运动。所以，这个保持6英尺（约2米）的社交距离只是一个安慰距离。

社交距离和居家令、戴口罩对于人们躲避病毒有一定效用，有多大作用并没有准确数据支持。这些要求并非依据科学，而是经验、感觉。

用法律限制民众是否合适
按照现在这种旅行状况，病毒可能早在年初就已扩散到世界各地。当前，人们对这种病毒的认识有限，这种病毒到底有哪些感染途径，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晰，甚至对这种病毒的生存状态都还不能准确认识，只是从检验中发现，或者从实验室的试验中获得一些数据，但不能保证这些信息是病毒的全貌。那么，制定的避免交叉感染措施就是臆想的，目前无法证实它的实效。

流行病学中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只是一个常识性的建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限制病毒的传染途径，但前提是这个病毒是通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

要说传播，蚊子、苍蝇、昆虫、动物，甚至空气、风都能成为病毒传播者，为什么以防疫和保证生命安全的名义制定法律来限制人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这种依靠法律、行政法规来限制民众的做法，肯定不合适，这已经不是小题大作问题，以保护人生命的名义使用强制手段，包括法律，来限制人，维护政府的做法，是在共产国家和专制制度下最惯用的手段。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当年立国的基点就是信仰自由，宗教是有一些仪式，民众也有一些习俗。在不清楚这种病毒的情况下，作为政府使用强制手段限制民众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活动，这种做法无论是否为了健康，肯定是不合适的。

瘟疫期教堂关闭说明什么
在过去，人在生命垂危时，不是想到的找医生，而是想到牧师。那时人们信神，相信生命轮回，在生命弥留之际，忏悔自己这一生中的过错，希望得到上帝宽恕，带著一个平静的灵魂回归。

今天在瘟疫期间，有的教堂关闭，改成网上布道。这让人想到，在瘟疫面前，他们对神的信念还有多少，他们对神信的程度还剩多少，他们是否还相信上帝的话。
此时，神职人员自己对神也失去信心，这是宗教的没落和悲哀，那还怎么去劝导人相信神呢？今天神职人员这个词的意思已经不是表示专业修行，而是表示一个职业、工作，只是一个专业而已。

面对疫情 出路在哪？
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但人们，包括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寄希望于这次瘟疫病毒像上次SARS病毒一样在6月突然消失，这是人们制定这种限制政策时所期待。但如果不能按照预期在6月结束怎么办？或者像1918年那次出现一个反复怎么办？是继续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放松一些呢？如果在疫情没有减缓下，放松了强制措施，就意味著这种强制措施在防疫上失败，但如果还要继续采取强制措施，那是灾难，不仅是被病毒感染者的劫难，也是未被感染者的灾难，这会带来次生灾害，可能有人是死于这波
瘟疫带来的次生灾害。因为人还要生活，为了制止瘟疫而限制人们的生活，给社会带来负担，那是另一场灾害。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镇住了，不知所措。目前，当疫情稍微缓和一些的时候，人们心理也放松一些了，虽然不知道疫情将会怎样发展，但此时可以冷静思考了，怎么做才能远离病毒。

历史上宗教和很多传统文化中都对瘟疫有过说明，并作出预言，告诉人在此时会出现灾难，让人保住善良才有希望。那是神在提醒人，让人远离危险，希望人能得救。

既然希望人能得救，那也一定给人留下了解脱瘟疫的方法。今天很多人因为相信进化论，已经不相信神了。对历史的预言也不相信。当灾难发生时，人们想起这些预言。

病毒是奔中共来的，抵制中共的地方和人群，那里的疫情就缓解。

宗教中讲，说瘟疫是神的惩罚。那么，如果是神的惩罚，神最要清除的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进入二十一世纪短短二十年间，发生的两次波及全球的瘟疫都是从中国大陆产生，再蔓延到全世界。不论从中国大陆看，还是从全球来看，瘟疫并不是走直线传播，而是跳著走。在全世界，瘟疫最严重的国家都是跟中共走得近的，而不是地理上与中国相邻或很近的地区。那瘟疫就是冲著中共来的。

在疫情期间，中共的表现，让那些之前还不在意中共所作所为的人，通过疫情看清中共，因为瘟疫涉及到每个人切身利益。

中共从开始隐瞒疫情，私下却在全球采购防疫物质，以致各国在疫情爆发时，有的国家连医护人员都缺乏防护物质。因为隐瞒疫情造成疫情扩散，中共又将大陆生产的劣质试剂和防护物质销往国外赚钱。

很多人可能不高兴这么说中共，但是中共从来都没有把人当人，包括它自己的精英，一个简单例子，在知道武汉出现这种人传人病毒的情况下，仍在1月3日宣布湖北省“两会”于1月11日至17日在武汉召开。与会者是中共体制的精英。中共为了掩盖疫情，让他们暴露在病毒面前。之后很快传出消息，湖北黄石前市长杨晓波、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前主任王献良等中共官员染病及死亡。参加会议的都人人自危。

在众多有疫情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面，按被感染人数与人口比率来算，台湾是这次疫情感染率最低的。台湾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中共，在世界各国相信中共和世卫的话，没做准备时，台湾凭借多年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第一时间就果断行动。

看看与大陆紧邻的香港，在大陆疫情爆发后，港府在最初一直没有封关，在香港抗争人群中也没有爆发疫情。在港人游行队伍中打出天灭中共的横幅，街道上也常有人写天灭中共，看来是这些口号有驱疫作用，香港的疫情被港人的抗争游行给驱散掉了。港府以防疫的名义，通过“限聚令”阻挠港人集会，打压港人抗争和自救，港府成了傀儡。

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这个说法不靠谱。在哲学上一直都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争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科学发现人的思维是物质，也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那人的精神，人的思想就对物质有作用。常言道“七分精神、三分病”，人的精神对人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实验也发现这点。有实验是通过仪器观察人的思想活动，知道人下一步干什么，这个论文都发表了。那么，远离中共的这种认识本身就能起到抵御病毒的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威胁人类的这个病毒叫“中共病毒”是很准确的。

所以“三退保平安”或者是对中共的认清与抗议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免疫办法。此外，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心生善念也可有效防疫，如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这种人类普世价值观也是中共最害怕的，因为邪不胜正，老话也有“一正压百邪”之说。

这样看来，控制疫情，祛除病毒真的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