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茱莉、闻天清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在恶化，中共官方确认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当年SARS全球致死人数。从疫情初期的可防可控、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到小区封闭式管理，甚至封城、封省，导致千百万人生计无著、病人难以就医等人道主义灾难。官方专家所预估的元宵节疫情拐点也并未如期而至，中共当局也陷入公共卫生危机与前所未有的被全球孤立的困境。

1月26日，《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称，2019年12月1日出现武汉肺炎首例病例，患者没有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曾发布通报称，2019年12月8日，首位到医院就医的病例出现症状。12月下旬开始出现大量武汉肺炎患者。12月31日，武汉官方开始通报病例。2020年1月7日晚上9时，北京官方才确认病毒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1月13日起，泰国、日本等相继确认境内出现来自武汉的病例。1月19日，中共官方依然声称没有发现病毒存在人传人的证据。武汉官方承认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但疫情仍属可防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1月20日确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同日，中共官方发布公告宣布，武汉肺炎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

1月23日凌晨，武汉官方宣布上午10时开始封城。随后，湖北省大部分城市也采取封城防疫措施。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

如今，中国元宵节已过，官方专家所预估的疫情拐点依旧没有如期而至。美国《纽约时报》称，“武汉肺炎”对中共的合法性绝对是一大震撼，疫情冲击程度仅次于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也是对中共体制与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针对北京当局处理武汉肺炎的方式与举措，《看中国》记者采访了旅居加拿大自媒体评论人士张新宇、美国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和历史文化学者章天亮。

武汉肺炎疫情是中共体制的专利产品

谈及中共治下错失防控武汉肺炎疫情良机时，张新宇认为，武汉肺炎基本上就是中共独裁制度下的一个专利产品。“独裁暴政是人类的公敌，而中共现在这个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专制暴政，武汉肺炎这样的疫情只有在专制暴政的制度下才能够发生，而在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外行管控内行，奴才管理人才，用过去死人的思想来管控现在活人的头脑，这是独裁暴政的特征。”

张新宇称，中共专制独裁社会的统治者头脑中都是自己的权力，没有任何其它的东西。它对社会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会怀疑是反革命或者是来夺权的，所以，它把维稳看作是最重要的。在没有任何科学思考、不尊重专家的情况下，最终就导致了武汉肺炎这样的疫情。张新宇说：“疫情发生后，武汉市政府，包括当地防治疫情的部门和医疗单位，也都没有全力以赴地处理这件事。因为他们要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先上报，上面的又都是『无才』，都是『小学毕业水平』的人，由他们来决定要不要做什么事。中共就是这样一个独裁统治，所以，本来应该从2019年12月1日就应该处理的事请一直拖后了50天，所有这些都因为独裁专制统治的结果。”

张新宇还评论分析了中共体制的弊病。他说：“中共为什么是暴政呢？因为它任人唯亲，在中共现在这个国家机器上找不到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全是不称职的。它任命干部是要任命那些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和一起分过赃的人，属于他们自己人。包括这次武汉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下面上报到李克强也没用，李也拍不了板，一定要习近平来拍板。结果习近平还不相信，他还得派他自己的人，就是钟南山和那些专家，又跑到武汉去亲眼看了以后，回来告诉他，他才相信，独裁专制就是这样的。所以，到了1月20日以后全国才动起来，所有的疫情数据才开始统计出来。我们暂且不说那个病毒是不是那个（武汉）P4实验室造出来的，我们就说在疫情发生之后，它的扩散和爆发这个大灾难事件。它就是中共这个专制暴政制度的一个专利产品，只有它才能生产出来，其他人生产不出来。”

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处理类似武汉肺炎疫情会是怎样的情况？张新宇表示，在加拿大温哥华、美国洛杉矶及台湾，只要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国家或地区，他们都是内行管内行，其特点是没有任何领导，任何位置上的人员都是经过优胜劣汰。“一个行业的领头人在本行业都是最专业的，没有必要去请教任何人，而是所有人都要请教他的。每一个人的位置角色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也是在这个行业内最知道该做什么的人。在整个自由世界各种岗位上工作的人都是在该领域有特长的、最专业的人员。”

任何国家都会有政治行为，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张新宇认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三权分立制衡与监督、多党互相竞争和媒体舆论监督等等。例如，在加拿大温哥华Richmond医院出现一例用任何一种抗生素都没有疗效的肺炎，医生就会认为是SARS或类似SARS的疾病，他就可以决定将病人隔离，然后再进行研究治疗。与此同时，温哥华新闻媒体采访以后，立刻就可以决定将此新闻放在头版，无需找加拿大总理或省长去批准，在民主社会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民主社会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每个人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事事都要去请示别人。

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只有上级告诉你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人才可以做什么，很可笑的。共产党掌控这70年，中华民族所经受的人为灾难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好几倍，如动车和去年的水灾等等，可以说几乎都是人祸，都是共产专制暴政集团的专利产品。”


章天亮：武汉肺炎对中共而言是政治问题

对中共治下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不断蔓延，旅美历史文化学者章天亮教授说：“中共它是一个政治挂帅的体制。其实像肺炎这种东西，它是属于公共安全问题，属于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比较担心，如果这个疫情一旦扩散之后会影响到它的经济。因为中共它的合法性是跟它的经济绑定在一块儿的。如果要是经济不行的话，中共感觉就是说它的统治就比较难以维系。”

章天亮认为中共非常注意宣传自身形象的问题，这也是武汉肺炎疫情错失放空良机的原因之一。他说：“再一个就是共产党它想给老百姓树立一个形象，就是它是无所不能的，它什么都能战胜的，好让大家去相信它。但是就是这个疫情的话，它其实战胜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赌。赌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疫情到温度不太合适的时候突然就受控制了。就像那个SARS一样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它当时实际上赌的是这个疫情不会传播那么广，不会人传人。或者即使人传人的话，传播力不会那么强，强的话也不会死，死的话也是短暂的，就是它赌很多东西。然后它就不把这个东西告诉给大家。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是瞒不住了嘛！他就不得不说了。”

章天亮表示，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其政治跟经济是分开的。对美国政府来说，类似武汉肺炎疫情对其执政合法性不会造成任何挑战。“就是经济也好，疫情也好，对他的执政合法性不会造成挑战。所以这种情况下，加上是民主国家，如果你要是对人民的这种安全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话，那老百姓肯定会把你选下台的。所以这种制度的话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尽快、尽全力把疫情的影响缩到最小。”


陈破空：美国民主本质与中共独裁完全不同

旅美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认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大国和社会，如果发生任何的公共危机、天灾人祸，就会是整个社会的动员。首先媒体、记者会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报导，然后地方政府等任何负责方就会举行记者会发布处理的情况，由于美国地方政府拥有自治能力，可以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支援，各部门都会投入拯救生命或者是抗击灾害这种程序运作中。

陈破空说：“联邦政府，中央政府也是在透明的情况下运作。他必须一方面是要拨出援助，再一个就是要赶到现场。像美国如果发生洪水的话，通常总统都是首先要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如果稍微有迟缓，他会受到选民的抨击，甚至有可能给他自己的政治带来不利。比如说遇到选举，不仅对他本人不利，有可能对他的执政党、他所在的党都带来不利。所以美国是个充分民主的国家，高度民主的国家，是人类社会民主的一个成熟的形态。”

陈破空表示，美国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政府所受到的监督和制衡必然表现出整个社会一种同心协力、一种全方位的关注。新闻媒体上也会以头版头条进行报导。这跟中国就形成了完全的对照，所以为什么这些事都发生在中国，不管是2003年的SARS瘟疫，还是近几年的禽流感、非洲猪瘟和鼠疫，一直到现在的武汉肺炎。

陈破空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专制的中国，不是在相对自由的香港，不是在民主的台湾，也不是在民主国家日本，也不是在民主国家美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起因，它发生的本身就是制度的弊端，制度之祸，制度之恶，制度所开的恶之花。所以这个制度我们看到，不仅这些灾难是这个制度带来的，灾难发生之后，这个制度在灾难上可以说是把天灾人祸交加在一起，人祸复人祸，人祸何其多。我们看到它跟美国或民主社会的对比，第一：新闻，所有的新闻，电视、报纸、网站都由党来控制。而它的控制主要就是掩盖，就是掩盖分歧。然后政府与政府之间互相推诿，使地方政府失去自治能力，不能做主，完全依赖中央政府，所谓定于一尊来拍板。”

陈破空还提及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在美国的重要性。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包括公义社会、公义组织等都被中共斩尽杀绝了。尤其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自救能力也完全被削弱、被剥夺，只能坐等中共政权采取行动。然而，中共当局往往都是行动迟缓。因为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来去互相推托，再加上信息掩盖，就耽误了宝贵的抢救生命的最佳时机。最后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人力成本，都叠加在那里，可以说使人祸怵目惊心，后果相当的严重。

谈到美国与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同时，陈破空说：“美国这个社会啊，是小政府大社会。它主要靠社会的动员，而政府受到充分的监督。所以，政府犯错，或者是制造人祸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中国刚好相反，它是大政府小社会。所以这个大政府呢，就是很容易制造人祸，而社会对它的监督和约束能力呀几乎等于零。”

陈破空认为，由于是小政府大社会，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这种民主制度就必然使政府将大量的资金、资源、人力、物力投入到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比如说民生、卫生、教育或者是福利，或者是社会应急机制等。但中共专制的社会则相反，首先投入的是确保所谓政权安稳，或者是政权的民生。所以，中共最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投入首先是维稳开支费用。而这个维稳就是将枪口指向了人民，随时会封口，封杀言论，封锁人们的信仰、自由或者是基本的权利。

中共维护其独裁政权的稳定必然要依靠军队，陈破空表示，通常在正常国家中，军费本来是作为国防用途，这是真正的军费。中共掌控的军队是枪口朝内的，就像这次武汉发生事情一样，中共都是军方人员去接管医院。中部战区军队围困武汉及湖北，实际上是防止民变。这些军方人员并不都是军医，大部分人与医学领域毫无关系。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封口，另一方面是随时镇压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或者是起义和民变。

陈破空说：“所以这样的话，当中国发生大灾难的时候，应对灾难应急的资源根本不够。就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可以上太空，可以下深海，可以快速建成人工岛，可以在南海扩张，让小国不敢吱声。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国，连口罩都不够，连口罩都生产不出来，连医疗设备，连医疗资源都不够，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在这方面有投入；第二他们成立了所谓应急管理部根本也没有起作用，在2018年初建立了应急管理部有什么作用？应急管理部成立以来，它的部长，一个叫王玉普的部长，根本就销声匿迹，根本这种政治上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个部长出任之后两年都没有露面？是重病那就应该换，如果是落马了，那应该有新人换上。如果是其它原因，政府做个解释，所以连应急管理部也不能起作用，最后都是听所谓党中央一声令下。到最后是所谓要定于一尊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来发号施令。”

因此，权力不平衡，政府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还有中国大陆地方自治的瓦解、公民社会的匮乏，最后导致中国大陆没有应急管理能力。如果说发生天灾，那上面会叠加人祸；如果说发生人祸，就会人祸加人祸。所以，中共治下的社会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惨祸，最后受损害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