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在医学上本来是一件挽救人生命的好事。但是在中国，这项技术的成熟与发达却成为犯罪和非法谋取暴利的工具。随著证据的不断积累，中国大面积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的事件已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

9月24日，中国法庭资深律师哈米德·萨比正式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中国在大面积强制摘取器官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是“大规模、长期的，并且在今天仍在继续”。摘取器官的对象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民众。萨比律师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这场罪行。

中国法庭是位于伦敦的独立机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取证，并在听取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证人证词之后，中国法庭于今年6月17日发布对中国强制摘取器官案例的最终判决结果。这是该机构在终审后首次向更高一级国际机构举证的举动。

法庭调查显示，强摘器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发现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案例。从此以后，中国的整个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已经大幅增长。

之后，强摘器官在中国形成了通过国家权力作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条。这个产业链条不仅包括了强制摘取人体器官，还包括贩卖人体器官获取暴利。法律顾问理查德·安称：“这是一场以暴利为目的产业链式的群体灭绝。”

它通过司法系统直接获取人体器官、然后将器官传递至武警、军队、以及地方医疗机构进行配型和移植，通过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吸引从大陆到国际的病患前来就医，从而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法庭指出，每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9万例，利润超过10亿美元。

接受手术的病患不仅来自中国大陆，而且也有为数众多来自海外的人士，其中台湾、韩国的数量最多，都超过千人。亚洲其他地区和欧美等地也有病患专程飞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对病患来说，之所以选择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等待时间很短。根据追查国际的调查 ，手术通常在1～2周内就可完成，最快的只有1天，而在西方国家，通常的等待时间则长达2～3年。

在2002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出现了一次暴增。之后，在2005和2015，分别又有两次爆发性的增长。这三次爆发都是沿著一个陡幅上升曲线出现的。

时至2019年，整个产业链并没有停止或减速的迹象。去年10月至12月，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12个重点医院进行了电话调查，17位被调查者中，有16位在主治医生级别以上。这些医生无一例外承认，他们目前仍然在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体做移植手术。

正如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负责人托斯滕·特雷伊所说：“世界见证过纳粹在集中营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但是却从未经历过一个政权从自己人民身上摘取器官，并以此牟利的。”

面对这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也许很难相信，难道为了金钱，这些产业链条中的从业者就不会接受良心的拷问吗？

作为一个每年为中国经济创造10亿美元产值的产业，而世界各地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求生的可能性，面对种种利益所在，人们有意无意都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但是这个漩涡却是以千百万中国家庭的家破人亡为代价的。

曾经在上海航空公司任职的江莉女士，就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她的父亲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9年1月在重庆江津劳教所被强摘器官。她自己受到牵连，在2009被公司开除。江莉介绍说，为了使父亲的事不被追究，当地检察院多次找她私了，甚至开出了最低30万人民币，最高不封顶的条件。

此后的5年中，她到北京各级司法机构上访。2015年，她向最高检察院控告中共前党魁、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她说，她的家庭悲剧，就是共产专制制度所造成的。

随著迫害真相的广泛揭露，国际社会也开始出现各种反对的声音。就在萨比律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强摘器官证词的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也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带来公平、平等，它不会让穷人变得富有，也不会给民族变得更好。

各国政府和政党也已经或正在著手通过立法来进行回应。比利时、意大利、以色列、挪威、西班牙，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禁止本国公民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在今年8月通过了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是对人权的严重侵害。

理查德·安表示：“强摘人体器官这已经超越单纯的学术讨论，我们必须采取有力行动，尽快制止这场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