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落马官员从正国级的周永康、副国级的薄熙来、令计划等，到正部级的周本顺、副部级的张越等，都与各自的“关键商人”相互勾结敛财。中共官媒质疑，这是个体制问题。

以商业地产、住宅地产、酒店经营为支柱产业的明发集团9月1日发布公告称：董事长黄焕明正在配合福建省纪委调查。陆媒报导显示：已落马的中共福建副省长徐钢是他的“领路人”。

官媒《北京日报》旗下的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9月4日报导了题为《从正国级部级到局级处级，落马官员身后都有他》的文章称，几乎每一个像徐钢这样的落马高官背后，都有“关键商人”：要么是“关键商人”被拿下牵出背后官员，要么是官员落马牵出“关键商人”而后又牵出其他官员。

随后，文章盘点了中共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到副部级等各个阶层的落马高官背后的“关键商人”。周永康背后有已被判处死刑的四川黑老大刘汉，成为“地下组织部长”和“中介皮包公司老板”。很多官员都认为刘有背景，找他要官比找领导都管用。

薄熙来案中的徐明、令计划案中的楼忠福、刘志军案中丁书苗等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关键商人”对于官员关键，对于纪检部门也很关键。徐明还作为证人上庭对质，可见坐实薄案，徐明有多关键。

原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就颇受其父“真传”，“公关能力超群”。杨卫泽案有他，武长顺案有他，王敏案有他，就连周本顺的朋友圈里也有他。而他的地产帝国也正是在天津、济南、南京打开的局面。抓住他，真是给纪委工作减了负，可谓一举多得。

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案中的刘卫高，仇和从江苏到云南，刘一路紧跟。仇和仕途台阶越走越高，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受贿案中，15个单位和个人涉案，承揽工程起家的陈族远一共送了5000万，占了万庆良受贿总额的近一半。万庆良的升迁轨迹从广东蕉岭县、揭阳市再到广州市，施政思路都是大搞城市开发。而开发的项目中，陈族远绝不走空。

文章称，中共官员与“关键商人”相互勾连之后已经形成了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商人需要官员手中的权力获得经济利益，而腐败官员需要商人在台前充当“白手套”，方便自己敛财，为自己享乐、升迁提供经济支持。看上去，这是利益交换，实则是政治性腐败，因为在此类腐败背后，人民赋予的权力已经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为什么商人做生意，一定要当红顶商人？为什么官员从政，当了官还要挣钱？看来，是个环境问题。

“新四人帮”相互勾结 几乎“遮天蔽日”

官媒点名的上述落马官员，都是江派人马，其中周永康、薄熙来是江派要员，而令计划与周、薄结成了“政治同盟”。

中共《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以“皇甫欣平”的笔名在亲习近平阵营的财经网刊发题为《皇甫平新论反腐：砍树救林 除恶务尽 标本兼治》的文章称，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腐败官员横跨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甚至地方黑社会势力等。中共腐败“触目惊心”，贪腐手段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腐败势力分布之广、规模之大“令人冷汗直下”。

文章列举了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贪腐数目触目惊心，比和珅有过之无不及；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前中办主任、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贪腐的家族化、集团化；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家族贪污的隐蔽化（如徐明给其在法国购买豪宅）等。

文章称，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都有牵连；他伙同李东生、蒋洁敏等下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

有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曾报导，习近平当局掀起的反腐风暴，对中共党政军来说，如同当年打倒“四人帮”一样。而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心知肚明，“新四人帮”其实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江泽民。

港媒《太阳报》曾报导，江泽民是“大老虎”的饲养者，现在应该追究江泽民的用人责任。文章称，“出来行，就要还”，在习近平当局“反贪腐、打老虎”揪出了大批贪腐官员，特别是军中“贪虎”之下，江泽民罪责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