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单位内部，每有重大事项需要决策，或有重要人事变动需要做出决定，单位主要领导一般都会私下开“碰头会”。这种“碰头会”，往往不属正式会议，不在正式的场合举行，不列入工作议程，没有正式文件。最关键的是，这些会都是秘密举行，事先不预告，事后不通报，会议讨论的内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做出的决定都足以对一个单位的工作和单位内人员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

有一个时期，我每周都会有几天颇为煎熬。因为那时候还有体制内的“上进心”，总是希望能取得进步，工作得到领导承认。公司党委有一个类似“常委会”的机构，每周五下午都会“碰头”，就一些重要问题做决定，比如提拔、岗位调整、奖励、惩罚、开除或辞退人员等等。那段时间这类事情特别频繁，谁都不知道自己被公司领导秘密做出了什么决定，有时候会看到会议一结束，就有同事被通知卷铺盖走人，因而一到周末，大家都人心惶惶，不安全感陡然增加。而越是这种时候，小道消息越是四处流传，公司领导越是搞得很神秘，令人十分崩溃。

这就是中共整人、治人的一贯作风和手法。通过这种一小部分人的秘密会议，来决定一大群人的工作、生活乃至人生命运，一小部分人出于自利的小圈子运作，来决定一个大群体和一个大组织的未来走向，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大到一个省市、一个国家和整个政党，都是如此。一小部分人在操控、决定别人命运的秘密特权行使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而被操控和决定命运的那一大部分人，则在战战兢兢的被奴役中加深了恐惧，产生了对那一小部分人更强烈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中共成立以来的九十多年，这种手法几乎就是他们的历史经验。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每年暑期的北戴河会议，则是这种秘密会议的最“杰出”代表。

北戴河会议有几个典型特点，即：非正式、不公开;在任或不在任、依法依规有职权或没职权的领导人及前领导人，都可发表意见及做决定;会议就重大政策和人事问题作出的决定，将在一个时期内对政党和国家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所谓“碰头会”，一群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政策依据参与的“外人”，一群已退休、按规定不应该再介入工作的老人，和一群现职领导人来对国家大事做讨论、做决定，而且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完全不透明，也毫不听从决策相对人和相关人的意见，甚至相对人、相关人对相关议题一无所知，却要被瞬间剥夺全部权益。这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但在中共治下，这却成为理所当然。这样的秘密会议，我们有必要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吗?

1976年，华国锋与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秘密开会，决策并抓捕了“四人帮”。1986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的一次秘密谈话，及1987年1月退休元老及在职领导人的一次秘密“生活会”，迫使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下台。严格意义上，这样的会议属于政变会议。这决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允许存在的情况。

北戴河会议虽然不是政变会议，但是，既然会议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及人事调整，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涉及广大民众生活，就应该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将决策讨论过程及相关信息对外公开，让民众知晓，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偷偷摸摸开会，不应该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执政党该干的事。秘密会议，不能再进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