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近股市崩溃的背后，潜伏着另一个更大、更可怕的问题，即其经济基本面完全陷入混乱，迫使它以根本上不可持续的方式增长。鲍尔森研究所中国分析师马旸(Damien Ma)表示，这个问题“真实而严重”，比明天股市涨了、后天跌了远远更加重要。

马旸接受美国数字杂志《Vox》专访时说，中国实体经济问题很难解决，不仅仅因为它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严重风险，而且因为中共统治的性质。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马旸说，GDP的典型构成方程式是投资、消费、出口和政府支出。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投资远远高于GDP的其他部分。
过去10年，中国国内消费低于40%，而在美国，它大约是70%。
马旸说，如果当局到2022年不能成功提升消费比例，中国会出现非常棘手的情况。
中国的问题是当局已经用尽了可以投资的对象。在饱和之前只有那么多道路和桥梁你可以修建。越往后，你投入资金的生产力越低。因此你不得不转向消费模式，并集中在薪资增长、生产力和效率。
看看历史先例，韩国、日本、台湾等东亚国家都从生产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经济转型为更侧重于生产力、创新驱动的经济。但是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成功的从投资型经济转型为消费型经济。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卡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无法动弹。
如果改革失败会怎样？

马旸说，作为两年前大型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中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到2022年完成重大再平衡改革。
中共自己也知道紧迫性。他们看到很多的危机——人口老龄化，劳工市场波动，许多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逆风——他们真的是被迫改变，不论他们想不想。如果他们到2022年不成功，中国将出现相当棘手的状况。那时候，它将看起来好像日本90年代开始的“失去的十年”，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大幅下跌。
现在从政治上而言，中共当局不得不对付三个不同的团体。一个团体是沿海都市人口，他们比较容易对付。第二个团体是6亿农村人口，比较穷的人群。政府也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第三个团体是2亿到3亿农民工，在农村和一线二线城市之间来回跑的人。他们是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潜在来源。他们也相对年轻和受过教育，想要拥有城市居民拥有的生活。
马旸认为，他们将是政府的主要政治挑战。他们想要城里人拥有的比如社会服务和机会，但是因为户口制度的不平等，他们无法真正获得公平。

马旸说，农民工已经在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有的农民工在城市已经生活十年，但是他们不被视为城市公民。他们没有跟城里人同样的机会和服务。他们可能会有怨恨和不满。这群人数量高达三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
为什么中国如此难以转型为消费型经济？
马旸认为，有几个原因。中国在资金分配方面有很多扭曲。比如融资激励机制往往倒向房地产。
中国实际上是它自己成功的牺牲品。它的经济增长太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把整个金融系统朝着投资模式靠近。
并且不仅仅是金融，还有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被激励卖地给开发商建高楼。他们并没有朝着需要的转型靠近：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福利让家庭受益。这些东西本可以帮助个人释放他们的一些存款，制造消费。

中共专制政治制度是转型艰难的一个原因
马旸表示，国企等国内利益集团组成一个庇护网，它们受益于目前的模式。很难拆除它们或至少削弱它们，以推动更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政策。
共产党对改革的好话说尽，但是目前的模式赋予经济精英们双重帽子：他们不仅仅是经济参与者，也是政治参与者，因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很难确保他们不对改变现状制造障碍。中国的再平衡改革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